直到昨天才见到今年第七期《读书》，一月相思，又有正果。读过《阁楼人语》，十分亲切。因为我也是罗大佑和金庸的欣赏者。金庸的作品我常置案头，时常复习，便如闲时喝酒一般；罗大佑更是常绕耳畔。但阁楼人在大佑前面冠以流行二字，则令我不快。《读书》不应犯这样的错误。

我把我常能听到的歌曲大致分为几类：乡野的，市井的，殿堂的，文人的。乡野的歌就是所谓的民歌，但我说的不是在演唱会上表演的那种，而是在蓝天白云之下草原雪山之间回荡的那些从未经装饰的嗓子中流出的声音。它是一个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外化。

市井的歌则是工业流水线上的产物，它铺天盖地向我们袭来，使我不敢上街，越是繁华处越让我窒息。这些歌就是所谓的流行歌曲，从填词谱曲直到演唱录带发行以至流行，全是商业操作的结果，所谓心灵所谓情感仅仅是其中的佐料。这些东西已经把电视台和音乐台填得死死的。

殿堂的歌则是另一路，一方面它来自主流意识形态，一方面它来自所谓的高雅艺术或严肃艺术。前者我不便说，后者以美声唱法为代表。但在我看来，美声唱法并不是从华夏诸民族的血液里滋生出来的，它与我们的心灵相距太远。每听到中国歌唱家在某某洋歌大赛上获洋奖的消息，便让我有种小鸡在鸭子的游泳比赛中得了第一名的感觉。

现在我要谈到罗大佑，在我看来，罗大佑首先是一个文人。我以为，汉民族尤其是生活在城里的汉民族大多已经丧失了音乐本能，即使在孩提时代尚有残余，也被现在的音乐教育给毁了。以我而言，当我要表达我个人的情感，我的思想，我的体验，我只能用文字这种方式，比如现在正写的这篇文章。而罗大佑，他的表达手段则是歌。罗大佑是用歌来表达生命体验的极少数极少数文人之一。而且他的生命体验与我极有共鸣，所以我象每期必买《读书》一样收集了他几乎全部歌曲。文人的歌很难传入我们的耳朵，除了文人不具备音乐本能之外，还一个原因就是缺少渠道。比如《黄孩子》很早就听说过，但一直没听过。读书人有《读书》可看，老戏迷有“戏迷乐”可听，甚至摇滚也有北京音乐台“新音乐杂志”及“午夜蓝调子”，唯独罗大佑，只能混迹于各路天王之间，从他们的缝隙中向我们招手。因而文人的歌在中文歌里现在是少而又少，除大佑之外，我只能在李宗盛、侯德健以及苏芮等寥寥几人中听到只麟片甲。而大佑本人，在经营音乐工厂向商业化进军之后，亦呈现出很强的流水线气息，让我失望。如他最流行的《恋曲1990》已沦为流行歌曲了，虽然是一流的流行歌曲，但其格调、意境与从前的《恋曲1980》、《小妹》，以至《光阴的故事》都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要选大佑文人气最足的代表作，我以为该是《将进酒》、《乡愁四韵》等歌，士大夫气十足。

罗大佑使我感到温暖。我把乡野的歌比做山间的野花，把文人的歌比做浇灌了心血的园丁之花，它们是从心灵走出的。而市井的歌则是无根的塑料花，它们是向金钱走去的。殿堂的歌我又不好说，也许是光荣花。

这四类歌实际上是四种文化形态的代表，即乡野文化、商业文化、主流文化及精英文化。通山先生有一文《中国文化市场及其柜台分布》待完成，不依文化形式分类，而以文化品与其制作者、使用者的心灵之间的距离为划分标准。相信可解决所谓通俗音乐和高雅音乐之定义不清的问题。

最后扣题。我可以称汪国真为流行诗人，但我不能称罗大佑为流行歌星，正如我不能称马尔克斯为畅销书作家，无论他多么畅销。

1995年7月22日
北京　万泉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