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候的罗大佑，数度压抑对音乐的热爱，因为音乐不能当饭吃。但是音乐又数度把他从医学拉回来，直到完全占领他为止。罗大佑的生命像是一个追寻的过程，但是他总最思念童年的单纯美好。罗大佑常常不安，用音乐保持冷静，「我在音乐里找到自由，希望每个人能在愈来愈拥挤的世界，喘一口气。」

对我来讲音乐是一种reality，已经不是一个dream，是一个我比较想做的事情。

我十九岁时组合唱团，那时候，等于有机会到饭店里驻唱，当时当然喜欢音乐，但并没有觉得自己可以做音乐。

我在情感上跟妈妈比较亲近，但是在选择人生的道路上受到爸爸很大的影响。我对音乐的兴趣是他启蒙的，后来学医也是他的建议。我考大学的时候已经很明确知道自己的兴趣是音乐了，但我也知道不能靠音乐吃饭，所以我也跟哥哥一样，决定要读医学院。

但音乐始终把我从医学拉开，后来又发生了几次这样的拉锯战，直到它永远占领我为止。

承诺是没有合约的　你得对自己负责

我告诉我自己，这是我自己要走的路，没有谁能够改变我。承诺这种东西是没有订立合约的。你对自己的承诺，可能比较能连接到梦想与理想的主题，因为你必须在其中做选择。有人问我，你这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是肯定，对自己的肯定，你必须对自己的承诺、决定要负责到底，不能有后顾之忧。

用笃定的方式，我写歌是为自己写的，一定是要自己真的看到这个世界，而不是别人说的。我在写自己的感情，不光是一个故事，还包括在大学对青春、校园里初恋、就业的成长过程。

大六那年我上台北见习，当时十大建设已经完成了，台北的农村景观迅速地消失。我从台中上来，有一种失去纯朴生活的感觉，所以就创作了「鹿港小镇」。其实到台中去读书也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如果我一直留在台北就没办法写出这样的歌。我不是鹿港人，这首歌是我借题发挥，描写乡下的孩子来到台北，花花世界的撞击。我相信连在台北长大的我都有这样的感觉，那么对于真正的乡下的孩子一定冲击更大。

「鹿港小镇」、「之乎者也」这些歌曲，是透过一种吶喊的方式来表达对时光流逝、社会变迁的感伤，一般人都觉得带着一种叛逆的味道。从我的成长过程其实看不出这些蛛丝马迹的，只是到了大学以后，我获得比从前更大的发展空间，才能够把这些过去沉淀下来的多愁善感用音乐表达出来。

从便当到国父遗嘱　都是我的童年，我的接触

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算是大器晚成的音乐工作者，我是困而知之型的，我很听话勤劳地练琴，也拥有幸福的家庭。但也是在这个立足点上，我才敏感地以一个「人」的角度感受时空的迁移、成长的失落，然后透过歌曲连结人们共通的记忆与情感，唤起人们对逝去的童年与青春的乡愁，这正是因为我也是一个从懵懵懂懂间长大、摸索着成长之路的孩子。

要写一首歌，通常要去找那梦幻的感觉，让自己进入那个情境里面。我从前有一本小本子，我不是在想小说的情境，而是接触的东西我就写下来，便当、筷子、纠察队、老师、粉笔、国父遗像、总统遗像、国父遗嘱……全部写下来；有了这些元素，你就会看到一个考试、一张考卷、六十分，中间发生什么事情？那些意象出来以后你才可以归类。创作不是一个天才的过程，我真的下了苦功。

想写童年的动机很重要。为什么想去写这个歌？因为那时候社会不安定，所以我想去写一个比较安静、让我觉得很舒服的一段事情；社会实在太乱了，我一方面要去写一个过程让我很开心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在想：这个歌所提出来的是不是大家的共同信念，是不是大家都需要的东西？

后来事实证明，答案是肯定的。

我写童年，不可能写「你」怎么过的。我不可能去问每个人，我一定仔仔细细去写我自己。十几岁左右这段童年发生在我身上所有的事情，即使是被打、即使考试没有及格、或者紧张得要死交不出答案来，我都觉得开心啊！

最不安的时候　就回头寻找共同记忆

所以后来我对童年有一个新的定义，童年是一个天堂，大家回到自己童年的时候，有一种最没有猜忌、最天真，没有任何社会的观察、没有想要去了解什么事情的状态，童年是很完美的。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台湾是一个海岛，地震频频，几乎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种很深层的、严重的失落，一种类似于归属感的不确定性，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属于谁？我到底叫什么名字？我到底属于什么样的族群？我的身分认同到底应该是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放心？

我习惯用排除法，从最不安的情况里面去找最安全的方式。

我在大家心最不安的时候自己保持冷静，观察一些大家可能没看到的一些观点，这观点就是我写歌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当我们的归属感受到严重挑战时，我满贪心的，我希望扩大我的归属感。这等于是完整用情感方式把事情叙述一次，用情感的方式、用旋律的方式、用歌词的方式把它描述一次，让大家再回到那种经验里面去，把大家都不敢讲或讲不出来的那一部份表达出来。

当年，「之乎者也」是一个身为知识份子的医生对于缺乏自由的抗议。我在八○年毕业的时候，一直想对当局做出一点反抗。我并不特别擅长用文字表达，可是和音乐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很精确地写出自己的想法。那时候还有龙应台写的《野火集》、《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我们都可以说是在八○年代的时候，用文化的方式来做一种表态。

面对蓝绿的撕裂，我觉得事情是不能反过来的。事情可以造假，可以骗，但是不能使事情反过来，不能用民主来做其实非民主的事情，这是普世的价值。

这时候，可以靠一些歌，我们记忆里面都有的歌，回到这些的共同的记忆寻找共同的元素。

共同记忆本身让我们回想到一段美好的时刻；有时候，在我们生活里，也会做梦回到以前小时候那些温馨的片刻，即使只有这样的片段也足够，是一种有价值的历史的流程。

我们这一代跟年轻人最大的差别是在科技上。因为科技无远弗届，当你太靠近时，你变成是它、是科技本身，而不是你自己；到底，你的想法在哪里？

我最怕的就是网站的访问，因为对方打出来的是字母。你知道吗？我看不到对方的眼神，我听不到对方的声音，他可能提出一模一样的问题来问你，但给我的感受完全是两回事。

我一定要听到这问的人的声音，我要看到他的眼神在问我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一定要听到他的语调、看到他的脸。

我到现在还是用传真，我不太用e-mail，因为e-mail不能把写的人当时的情况表达出来。好好写个传真，里面有感情成分，有情绪在。我一边看这个东西，我才知道怎么回答问题。

这对我来说很重要，甚至比问题本身还重要。我要很清楚知道，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在沟通事情？

梦想需要平稳的土壤

我们的土壤在哪？

梦想对我来说是大家都在一个很平稳的时代才会有，社会本身如果没有这个土壤，没有这样的生活背景，我们凭什么去做一个梦想？好在我经得起没有掌声的日子，就过得了那一关。

八五年三月，爸爸把我押上飞机，他要我到纽约去一阵子，好好思考未来。我在纽约待了一段时间，八七年四月又去了香港。我在香港待得比较久，后来也写了「皇后大道东」来描述香港社会的状况。九五年后我才又与台湾有比较紧密的联系，两千年后我在北京、香港的时间较多。

我要用音乐的原创力 让每个人能喘一口气

我待了这么多个城市，幸运的是我总在它们发展得最蓬勃的时候置身其中，从而感受到它们的巨大能量，并且被推动着一起成长。

我相信原创力愈强的东西，遭遇到毁坏的可能性愈低，因为那是从你自己身上长出来的。

创作是愈不一样，原创性愈高，愈可贵，而不是去跟随市场的规则。一定要打破市场的规则，提出一种新的情感、一种新的旋律、一种新的歌词出来。

我希望我的歌愈多人听到愈好，社会需要一个情感的投诉、一种能够尽量去寻求相同地方的诉求。

这么些年来，我不停地转，想要寻找心中的自己。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角色，究竟哪一个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最后我还是决定走音乐的路，因为我在音乐里面找到自由。

我希望能够用音乐替人们创造出更多的空间，让每个人可以在这个愈来愈拥挤的世界上喘一口气。

(原载《天下》第300期，2004.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