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没有注意，民谣的“谣”，就是谣言的“谣”。
　　可见谣言起初并不是说出，而是唱出来的。“谣言”一词，原就有歌谣之意，并不一定指流言妄语。如《于谦全传》中有云：“兄等曾闻得近日小儿谣言否？”，权威词典解释“谣言”为：“民间流传的评议时政的歌谣，谚语”。而草民评议时政，臧否人物，那里有什么好话。听在肉食者耳里，歌谣之谣自然就演变成了谣言之谣。《诗经》有篇章，说道：“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为什么是在心里忧愁的时候，却不是心里欢喜的时候又歌又谣呢？
　　可见“歌谣”自古就不是歌舞升平的主旋律，从来都是为肉食者不喜的杂音。在一个没有印刷术、并且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言禁时期，民谣就是一种流动的媒体。既散播讯息，也暗含民意，其中有忧伤，也有幻想。
　　像西汉盛行的“谶言”，元末的“烧饼歌”，或者当今“五类人大盖帽，吃完原告吃被告”，尽是这一路的民谣。只不过以后礼崩乐坏，后来慢慢就只说不唱了。

国共交恶，台海隔绝。至今已半个世纪有余。“独统”之争时常喧哗于两岸。在大多浅吟低唱的台湾流行乐中，居然难得有一路歌曲，葆有了民谣的精神和遗风。在一个言路已开的时代，表达了歌者对于社会、政治的姿态。
　　媒体林立的现代社会，每一个人都在拼命挤上前台，争夺数量有限的麦克风。即争夺话语的霸权。歌手，却是得天独厚的，商业文化倾情造就的一种偶像。对于世俗生活和视听文化下生长的新新人类，有着不可比拟的号召力。所以连陈水扁、宋楚瑜也须得在助选会上手执麦克风，大唱闽南歌。阿扁不仅备有竞选吉祥物，还挖空心思搞了个竞选主题歌，——我变、我变，我变变变。
　　做秀做到十足。只可惜了一个如日中天，却误入白虎节堂的张惠妹。

我要说的这一路民谣，在香港也是见不到的。香港的流行乐已经彻底商业化、世俗化，它表达的是一种百分百的世俗精神和解构的姿态。已经远离政治、社会的尘嚣。便是像beyond、达明一派或早期太极这种有着叛逆性的摇滚，也是竭力指向个体的精神主张，而屏除了任何溢向社会的话题。包括在一个很长时期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高悬头顶的“97情结”，港人也没有一首歌去直接处理和流露现实的忧伤。倒是香港电影在这方面还时有玩世不恭、不拘一格的调侃。我只依稀记得陈百强有一首《神仙也移民》，有些擦边球的意思。但这已经足以使艾敬那首欢天喜地的《我的1997》，多少显得有点单恋和矫情，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还是多少恃仗了主旋律在背后撑腰。

将97情结表达得淋漓尽致的，反而是台湾的罗大佑。
　　因为台湾人在一旁瞅着，少不得有点唇亡齿寒、狐死兔悲之感。又没有身临其境的兴奋之情，就显得比较尖酸刻薄。我一直觉得罗大佑这位台湾流行乐之父，有点像歌坛之中的余光中。但比余光中更犀利，而余则更为大气，并没有尖酸刻薄的地方。90年代初，罗大佑接连推出了几张后来被指为“反共歌曲”的专辑：《皇后大道东》，《恋曲2000》和《首都》。这位颇有古风的歌者在一个大时代，迫不及待的要对一切重大问题发言。
　　在香港问题上，罗大佑有两首歌是足以载入史册的。这两首歌一正一邪，一张一弛，象征性的暗示了大陆以外华人社会对于97回归的矛盾心态。一首是我们耳熟能详、在一切主旋律场合差不多都要当作“中宣部歌曲”来唱的《东方之珠》。另一首则是大陆官方极为反感、提都不想去提它的《皇后大道东》。
　　后一首歌由罗和一位香港本土歌手蒋志光合唱。其间对于红色中国的偏见、怀疑和否定，对于脱离英邦的又憧憬又流连的复杂心情，以及对于个人自由和未来前程的不可确定，忧伤与幻想，种种情事融于一炉，真正是“心之忧矣，我歌且谣”。
　　加上罗、蒋那种招牌式的唱腔、极为煽情的歌辞，光怪陆离的MTV，正是适合拿来作为一个殖民地时代的休止符：
　　“知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
　　要靠伟大同志搞搞新意思”

在《首都》这张专辑，罗大佑则对大陆工业化和商业化进程下的大都市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乡愁。本是早年罗大佑的一个重要主题。犹如对于余光中、郑愁予等台湾诗人，乡愁不仅仅指向辽远的大陆，同时指向一个前工业时代的田园。70年代末，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一样的月光》，便已流露出对待田园已逝的伤感，和对台湾高歌猛进的工业化掩不住的怀疑、困惑：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鹿港的小镇，鹿港的渔村
　　妈祖庙前烧香的人们

而四十岁过后的罗大佑，仿佛肝火更旺。对《首都》的描述已经没有初经人道时那种由衷的哀伤，全是一派愤世嫉俗：
　　皇天一朝解放/高干大楼在拥抱
　　后土改作地盘/段段划作黄金道
　　故梦留在故宫/未见大宋旗号
　　大华银行月租/比山海关更高

在同张专辑中的《亲亲表哥》，罗大佑对于台海两岸商贸往来也有民谣式的叙事：
　　阶级比赛率先考察/区区这个特区
　　一屋两人称呼他爱人/却永远未迎娶
　　偏僻海角资本家北上/争取祖国订单
　　乡音夹杂卷起舌根/见客咬住牙关

《恋曲2000》这张专辑，也是亦正亦邪，心态复杂。在对着喜马拉雅诉尽了游子情长后，罗大佑显然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力图跳出纷争，要给两岸一个盖棺定论了：
　　亲朋好友在集思广益/中港台的局势有了转机
　　阔别了四十年的势不两立的同胞恍然大悟的久别重逢
　　六合彩是我们的秘密武器/最后一关用来对付马列主义
　　歌舞升平的全国军民同胞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奇迹
　　 ——靠三民主义

处惊不变的先去捞点人民币
　　要庄敬自强再去香港赚点港币
　　他三反五反翻来覆去谈何容易
　　有了房地产不要核武器炒炒股票还能如虎添翼
　　歌功颂德的中国军民同胞创造了特色的历史奇迹
　　 ——这社会主义

如同以前的《皇后大道东》，这个盖棺定论的倾向性很明显。但在“独统”的关节上，罗大佑还是认同这个“祖国”，和这个“首都”。不过对于田园破灭的失落，和对于共产中国的否定，使得民族国家的身份归属间夹在一个绕不过去的关口，成为罗以及其他多数台湾歌者大致相同的立场。

比如郑智化的《大国民》。又想做大国民，又怀疑共产党中国。欲迎还拒的扭捏心态，透露出歌者对于台海前途的失望之极：
　　两岸不通航/辜汪谈一谈
　　谈来谈去/谈判像谈天

黄舒骏，则是另一个此文必须提及的台湾歌者。他的《两岸》是一首RAP，叙述了一场情牵两岸的家族史和恋爱故事。这首歌中没有虚幻空洞的民族大义，或高瞻远瞩的历史演义。它昭示的，仅仅是台海局势对于个体命运偶然的阻隔和愚弄：
　　才知道带着一个大陆新娘
　　不是说回就能回

反顾大陆流行乐，亦如香港。绝没有这一路向的“民谣”。只有依附于主旋律之下的某些政治应景歌曲，借着民歌的曲调和唱腔买壳上市，蔚为大观。如“有一个老人，在哪里画了一个圈”之类，令智商低下者疑心为尿床。其实无论97情结还是独统问题，对于大陆一般民众，都是无关痛痒、无关性命前程的事。如艾敬《我的1997》之所以名嘈一时，除了暗和主旋律外，本质上溢泄的不过是一般大众对于香港回归近似于肉体般的欲望。
　　乡愁对于我们远不是困境，而是风化雪月之中的矫情。但那些关乎自家痛痒、关乎性命前程的事呢？还有我们的忧伤和幻想，以及我们自己的歌者。

只听见黄舒骏在歌曲里反复地吟唱：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