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公元2000年9月8日前，你问我人生最大的夙愿是什么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是看罗大佑的演唱会。

如今，那众说纷纭的演唱会已过去了几个月，当一切已成往事的时候，我会静静坐下来，点上一支烟让自己的心绪沉淀，再思再想罗大佑。

大佑情结

“如果我们生存这冰冷的世界依然难改变，至少我还拥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颜。”这是罗大佑《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中的一句歌词。我想，提起罗大佑，首先该谈谈心底深埋、挥之不去的大佑情结。

无论别人如何定位罗大佑：把他当作反叛社会愤世嫉俗的时代代言人也好，或是当成忧柔悱恻多愁善感的情歌缔造者也罢，在我眼中，大佑歌声对人灵魂的震撼力是让人无处可逃的，如果你还有灵魂的话。然而弥天的物欲与人情淡漠的世俗，使得大佑的聆听者们有着近似孤芳自赏般的孤独。

外面的世界很喧嚣，内心的世界很孤独。十多年前，一如所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我，在大学校园内第一次听到大佑那独特的歌声时，便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感觉似乎始自血液。多年后我想，这情形很像一见钟情。如果说美妙的爱情出现的总有些莫名其妙的话，在世人频繁游戏情感的世纪末情绪里，我们渴望一见钟情，因为这感觉来的直接而真实，尽管理想主义者越来越少。世事无常，容颜易改，正是罗大佑为我们厮守住心底仅有的一点真诚。就像这歌词唱的：“如果我们生存这冰冷的世界依然难改变，至少我还拥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颜。”是啊，至少还拥有大佑的歌声，让我们在冰冷的世界里能感到一些温暖。

我们到底是不是追星族？

2000年9月7日晚，在北京驶往上海的列车上，大批我这般年纪的人揣着在路上的心境若有所思地望向窗外，尽管漆黑的夜里什么也看不见。

可能是因为有了钱钟书先生关于蛋和鸡的见解，我们的行为多少有了些追星族的嫌疑。毕竟是一个平常的日子，跑到千里之外，看一场演唱会，不理解的人永远也不会理解。

此前我一直以为有生之年会看不到罗大佑的演唱会。原因只有朴素的两点：一，罗大佑写过一些所谓政治歌曲，我们很敏感的文化部不会批准他在大陆演出；二，罗大佑本人似乎不太喜欢热闹，尽管他曾开先河的第一个在台湾开个人演唱会，但与那些频频抛头露面的歌王星后们比，大佑更属于那种“默默耕耘、默默从事”的人。

然而岁岁年年风水都在改变，社会真的进步了，一切也都进步了。

凡人很少能做到老子的无为，只是各自的念相不同而已，喜欢钱的就“处变不惊的先去捞点人民币”，贪图名的便“夜夜电视荧幕继续旧形象”，像吾辈偏偏喜爱罗大佑，梦寐以求的演唱会焉有不去之理？总觉着别人追星追得浅薄，其实想通了无可厚非。宽容万岁。

很难形容去看演唱会时的心情，但肯定不是简单的喜悦与激动，就像《之乎者也罗大佑》一书的编者张立宪说的那样：我们不是去看一场普普通通的演唱会，我们是去祭奠我们的青春。

为了告别的聚会

罗大佑在上海的首场大陆演唱会，委实成了一次佑迷们的大聚会。以前以为只有自己喜欢大佑，其实像自己这样喜爱大佑的人很多。倒是媒体的态度判若两人。

以前在媒体上几乎很难见到有关罗大佑的只言片语，罗大佑本人也似乎有意回避媒体。于是受众更将其定位为反叛。然而今天的反差实在太大了，大得让忠实的大佑爱好者有些难于接受。

先是网易搞了个是否去看罗大佑演唱会的投票调查，然后是《北京青年报》的几个整版，接下来是所有媒体的一哄而上，似乎是哪家媒体上没有相关文字就是没文化，就是编辑策划选题的失职，一时间借演唱会之机着实营造了一场无名的“罗大佑热”。

于是心底里真正喜爱大佑的人感到愕然：一，媒体早干嘛去了？罗大佑又不是今天刚冒出来的新星；二，千篇一律的轮番轰炸简直是炒作，这跟恶炒“美女作家”有什么两样？

愕然之余也有些怨气，这怨气到看过演唱会后就生出些微词，说罗大佑同志终于晚节不保，年轻时那么不妥协充满锐气，老了老了却耐不住寂寞；说演唱会商业味十足，非弄点儿嘉宾张牙舞爪的喧宾夺主不尽兴。这埋怨碍着罗大佑在心中的神圣没大声说，所以都迁怒于当地观众素质差，要是演唱会在北京办就好了。

有道是，希望越高，失望越大。既然我们看演唱会为的是了却心中一桩夙愿，该不会去计较演唱会的成功与失败。再说演唱会本身就是一种商业行为，你让罗大佑抛开经纪人单打独斗嘛？我们喜欢的是罗大佑，经纪人喜欢的是“罗大佑办演唱会”这个项目带来的经济效益。矛盾吗？如果有，前者也要屈服于后者，否则连演唱会都开不了，理想主义者岂不还是画饼充饥？

如果不太过天真的话，就不会坚持宁肯罗大佑不办演唱会，也别叫人糟蹋了罗大佑。

心态平和一些看待罗大佑吧，这样你就能接受他的演唱会只是一次聚会，在这告别的年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