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中国是信奉人性本善的，这个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相信人性本恶，所以设计出了一系列制度防范大家，让坏人无漏洞可钻。这样谈下来结论当然是中国人吃亏就吃亏在太忠厚了，太相信人了。圣人说了：“人之初，性本善”。圣人又说了：“人人可以象我一样，当圣人。不要搞盲目崇拜。我不是天才，不过是把你们喝咖啡的时间都攒下来，用来养浩然正气，结果腰不酸了，腿不疼了，给皇上进谏有精神了。浩然正气，养着方便又实惠。”
你要是光看圣人的话，你会觉得古代中国实在是太可爱了。不信人性善简直就是瞎了良心。可是你要是真在当时街上溜达溜达，很可能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你会怀疑，这些圣人怎么都跟上学时候碰到的政治辅导员似的，一个个瞎三话四的。
比方，知县老爷对人性就有另一种估计。看古代小说的时候，经常能看到老爷断案子的场景，当真是英明神武：一拍惊堂木，大喊一声：“人是刁虫，不打如何肯招！”然后开始棍棒伺候。《叫魂》里对清代的刑讯做过一个描述（这种刑讯是合法的），说当时那种夹棍，如果碰上比较敬业的衙役，只一夹，就能让你的腿骨夹出裂缝来，再夹一夹，就能把约翰逊一下夹成张海迪。饶你是再刁的刁虫，也得给教化成爬虫。
圣人说人性本善，知县老爷说人是刁虫。哪个有代表性呢？我觉得还是知县老爷有代表性，否则就很难解释对人性这么有信心的国家，为什么会在法庭上弄一堆夹棍来获取真相。据说西方是相信人性本恶的，但英国人弄了一堆陪审员和律师，取代了夹棍。清朝一个使节刘钦差，曾经观摩过英国审讯，后来纪录道：老百姓是很愚蠢的，法庭怕他们太傻，有苦说不出，所以设立了律师。
那么，清朝没有律师却有夹棍的原因，是不是因为领导对老百姓的智商估计过高，而对他们的道德水准估计过低呢？
我觉得，刘钦差和众知县对老百姓的评价是有普遍意义的。他们往往认为老百姓是“非傻既刁”或“又傻又刁”，评价实在是不高。他们说的人性善，全善在了领导身上了。人家说的人性恶，却多是堤防领导手持夹棍，恶性大发。二者之间的分野又那里是对人性本身的评价差异呢？
碰上了端坐在夹棍从中的知县老爷，众刁民全然没有脾气，只能任打任夹。说让你纳粮你就纳粮，说让你抗大包你就扛大包，说多受你些火耗就多受你些火耗。一点脾气没有。有时候你交粮人家还不收，说下班了，还把你着急够呛，大家急不是怕缴不上粮，国库受损失，而是怕人家明天上班一查：这小子逾期没缴，先别缴了，说你呢说你呢，先别忙着缴了，上来夹一棍子
再缴。你去告人家欺负人？告上去就知道人家一伙的：好，发回重审，看老爷不夹死你个龟孙！
这个时候，其实这窝官和一个成功的黑社会没有什么两样。这窝官的算计和黑社会的算计也没有什么太多两样，都是怎么从这帮子刁民身上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百姓对黑社会与官的界定有时候也模糊，反正都是能拿东西能夹人的。我记得看过一个民谣：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官的搜括效率还远在盗匪之上。但是大家也不要全然骂倒这些贪官。把大家剃了个秃瓢的官有的时候还是宝贝，百姓一时还舍不得放他走。有个记载说：一个贪官离任，可愁坏了一众百姓，大家都叹气说：好不容易喂肥了一个，现在又要换个空肚鸭来了，可如何了得？
当然，大家最怕的还是流寇。因为流寇和一般的坐寇左坐官不一样，他们是一锤子买卖，都是宁愿杀羊不愿剪羊毛的主儿。天下大乱的时候，流寇流官太多，老百姓受不了这个祸害，当真是受苦人盼望好光景。这个好光景就是杀羊的变成剪毛的那一天。到时流寇坐在大堂上，不杀人了，改拿棍子夹人，众绵羊一起叹服：河清海宴，真太平世界也。
马克思有个很有名的比喻，他说东方民族的人民就象一个大麻袋里的土豆，一个个慈眉善目的受气样，彼此分散，没啥组织。如果对比中西历史，也可以发现：中国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有一个庞大统一的帝国权力组织，剩下的就是完全分散的小百姓。完全缺乏西方中世纪的中间组织，没有享有自治权利的城镇，没有分散的贵族权力，没有和国王抗衡的宗教组织。整个国家就是一帮子伙在一起的领导，加上几千万或者几亿个土豆。
刁民被棍子夹成了土豆。土豆只能有土豆的活法，就是老实。领导隔三岔五地可能掏几个土豆出来，刮了皮，或清炒或醋溜，其他土豆只能老老实实，盼着别轮上自己。情绪激动喜欢瞎叫唤的土豆一旦被领导发现，肯定被拿出来油炸了下酒。土豆进化的结果就是土豆越来越象土豆，淀粉越来越多，血性越来越少。
领导上也会有困难，那就是有可能会有入侵者。农业帝国最害怕游牧民族的入侵，游牧民族偏又最喜欢入侵它，都想来分点土豆吃吃。这时候，领导又希望这些土豆忽然精神焕发，杀退这些蛮子。但是“撒豆成兵”总是很困难的。土豆早已被夹棍夹成了淀粉球一个，打仗实在不是强项。帝国有庞大的财力，有庞大的人力（或者说土豆力），有各项军事物资，按理说，打几个蛮子应该问题不大，可结果往往是不尽人意。
说起财力，宋朝皇帝曾经盘算过：我悬赏多少匹布买一个契丹人头，价格应该说是不低了。契丹也没所少人，我花不了多少布就能把他们的头全买下来，大家穿衣服省点就是了。可悬赏出来以后，并没有出现大批契丹人自杀了把脑袋换布穿的喜人景象。我想即便皇上把这些布裁剪成范思哲西服，结果也未必会有两样。
至于人力，情况就更荒唐。满洲入关的时候，人口只有三十万到四十万，这个数字实在是小得可怜。要知道，当时明朝有差不多一亿人（或者说有一亿个土豆先生/女士）。同样，蛮族入侵罗马帝国的时候，人口和罗马人比起来也少得不成样子。汪达尔人只有8万左右，居然也征服了整个北非。我想那些罗马老百姓多半觉得战争类似于黑帮火并，和自己这个土豆没有什么大关系，还是当继续土豆比较稳当。
土豆的这般算计倒也没什么大错。可怕的倒是：大家被土豆化的过于严重，以至于即便明知对方要拿自己清蒸油炸，也很难有效抵抗敌人。《草原帝国》里转载过一个例子：蒙古入侵河中的时候，一个蒙古骑兵碰上了一个老百姓，就让他趴下受死，那个河中土豆堪称良民典范，当场趴下等死。但这个蒙古混蛋手上碰巧没带兵器，就命令这个土豆继续保持卧姿，然后就去找兵器去了。一去大半天，这个土豆也就一直保持卧姿，很有耐心。有人见了，让他赶快跑，他说：我不敢。结果还是坚持到蒙古人回来，一家伙砍死了他。
这些驯服羔羊的背后，就是那些森严的夹棍。没有这些夹棍的反复摧残，没有有组织的系统奴化，你很难想像，一个人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羔羊一个土豆。
《蜗牛》：跑调的德育教材
网友：耿原谅
让周杰伦的歌曲进入教材，笔者觉得有跑调的嫌疑。第一，周杰伦社会公益形象不甚光彩。既然是德育教材，就应该非常注重被选入人物的道德形象、社会公益形象等，周杰伦与很多公益性明星相比，还有不小的距离。在一次歌迷见面会上，周杰伦当场在画上签下大大的脏字，“这是现在年轻人的用语。现在年轻人都很开放，而我用这个字表达比好还要好的意思”，不把脏话当脏话，反而解释成优秀之意，再加上周杰伦与蔡依林、侯佩岑绯闻不断等，将他选入德育教材，就等于认可了他不够优秀、不够坦荡的不负责的恶俗行为，这会鼓励孩子模仿，形成负面引导，如果学生都学着用脏话赞美人，绯闻不断，校园德育方向会引向何方？
第二，歌词主题与爱国主题不甚合拍。既然是爱国主义教材，就更应注重教材的严肃性和民族性，多选用慷慨悲壮、震撼人心的人和事，可看看《蜗牛》，与其说是爱国歌曲，不如说是励志歌曲：“该不该搁下重重的壳，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在最高点撑着夜往前飞。”词写得很好，但与爱国主题似乎有点远了。
第三，审美观念的误导。德育教材不仅包含德育内涵，还包括美育内涵，将《蜗牛》选入教材，无疑是在想学生说，这是优秀艺术，可是目前，人们对周杰伦的艺术成就还存在着很大争议，笔者仔细玩味周的音乐，我只听到了激越节奏和“周氏特色”的咬字不清，声乐审美的起码标准咬字清晰、字正腔圆都做不到。
以“爱国”的名义将爱国主义贬值
网友：直言了
咱要问：若“琅琅上口”上口就是爱国主义歌曲，那“何日君再来”更上口，早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歌曲了，为啥不编入？再说，“何日君再来”的中国诗歌味道十足，是纯粹的中国语言文字写成的，曲调也是典型的中国乐曲。而《蜗牛》呢，歌词夹杂了英文、语言文字不伦不类；曲调处理受日本酒吧歌曲的影响很明显，这叫啥“爱国主义歌曲”？比较起来，“何日君再来”是比《蜗牛》更合格的“爱国主义教育”歌曲。更还有，如果“琅琅上口”就是“爱国”的话，那么，“台独”们编造的顺口溜东西也是“琅琅上口”，那是不是也可以编入“爱国主义教育”歌曲了？
爱国主义教育是本国的国家意志和国家精神的政治教育，当然就要用本国的政治情感、本国的文化语言和本国的情调作为选择歌曲的标准内容，而不是看某某歌曲是否“琅琅上口”。爱国主义是一种精神力量，是在国家蒙受危难和战争的时候的保卫国家的情操，是在国家获得或需要国际社会承认和尊敬的时候的为国家感到自豪和为国家祝福的情操。这样的情操并非是在任何时候和用任何方式都可以使用的。
这些年来呢，不少机构、公司、团体和个人，明明是为自己的商业利益而搞推销，却要高喊“爱国主义”的口号；一些“海归”明明是为了个人生活原因而选择回国，却也带个“爱国主义”的帽子。这不，为了推销港台明星，又打出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旗号把不伦不类的流行歌曲列入“爱国主义教育”了。在“爱国”的名义下，爱国主义已经被贬值成了为商业利益服务的奴仆，还要贬到啥地步才算罢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