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河西 东方早报·文明周刊 2005-4-12
“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20多年前，一袭黑衣墨镜的罗大佑演唱起《鹿港小镇》来真可以说是感天动地。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在这句歌词中，罗大佑贬斥现代化的台北，将台北和鹿港小镇视作一对矛盾体的首要证据是霓虹灯的存在。
夜晚是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在《子夜》的开篇部分，茅盾为霓虹灯的光芒所震惊，那“射出火一样和青磷似的绿焰”的霓虹灯构筑起“十里洋场”上海的视觉火力网，并在茅盾的小说中占据了一个桥头堡性质的位置。在对待以霓虹灯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问题上，茅盾显得有些左右为难，一方面他同情无产阶级，并为这个声音所诱惑；另一方面，他又在字里行间显示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犹豫、疑惑和留恋。
罗大佑要坚定得多，在这个“先锋的保守主义者”看来，霓虹灯是小镇的视觉敌人，它意味着一种以乡村/田园为衣食父母的生活方式的终结，这激起了少年罗大佑的极大愤慨。罗大佑唱红《鹿港小镇》的时代恰恰也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去，台湾经济迅猛发展。与此同时，都市正在塑造“新的灵魂”，它们改变了追逐时尚的年轻人的口味和格调，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喇叭裤、男性长发（参看成龙在《醉拳》中的造型）、邓丽君的柔声曼语逐渐为一种更为快节奏的时尚策略所取代了。不要小看了那些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子，这些年轻人正是小镇“橙色革命”的主力军。
但由于小农经济意识根深蒂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两种文化并存不悖，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时空错乱之感。上世纪80年代香港一度盛行鬼片，其中，张国荣和梅艳芳主演的《胭脂扣》总是徘徊在两个时空之中：将如花和十二少殉情的30年代和如花寻访十二少的80年代并置在一起，但在这里，大都市是失败的，如花不为所动，她时刻想着的只是回到往事的追忆中去———一种视觉的乡愁呼之欲出。
上世纪80年代末，王杰的歌曲《安妮》撕心裂肺，在大街小巷有如一颗声音的原子弹，这其中的大众心理学问题值得探讨。安妮是被一辆汽车（一种现代文明的速度象征）夺去生命的，而且王杰总是喜欢将自己贬低到一个流浪者/无产阶级的位置上去，他的另一首名曲《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虽然时过境迁，却仍能令穷困潦倒者为之动容。王杰的声音是高亢的，带有激烈的控诉意味，他的目标不像罗大佑有所实指，而往往抽象化了，但我们从中仍然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一种罗大佑式的小镇心态———他们仿佛被现代化的浪潮抛到了一边，时刻想着“回家”（空间或者时间意义上的），但根本回不去；由此，他们对浮华世界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深恶痛绝，总是幻想着拥有一份永恒的古典爱情，但这个无情的现代化的世界赋予他们的，只有幻灭二字。
罗大佑和如花一样是一个“搭错了车”的人吗？在这个小镇捍卫者的阵营中，罗大佑、苏芮、陈志远、李寿全、梁弘志……这一系列名字构成了一个反抗的谱系，但结果却令人啼笑皆非，他们成就了他们的事业，并最终抛弃了他们心中的小镇，在“皇后大道东”或者虚无飘渺的“美丽岛”上安营扎寨下来，这是罗大佑们的失败还是小镇面对都市推土机不可抗拒的命运？
专题：没有别处 且去古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