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狂欢节：恶搞还是侵权？
昨晚到石牌东的旧唱片跳蚤市场，花60块钱买了两张《动物狂欢节》。卖唱片的小老板，我倒是认识几个，他们在大学附近摆摊设档，却不知道MBA也不识外文，但懂得市场需求且有一套有效的定价营销策略。大体上，整碟完好的即可卖10-20元，若是EMI、DECCA、DG、RCA等这些名厂牌的，外加5-10元，若是这些厂牌的日本版的，再外加10元，若是SACD、DVD-AUDIO这新一代的激光唱片，再外加10-20元。常常光顾，会有所收获，尽得“淘碟”之乐。回来后，马上检验淘碟的成绩，把有关唱片摆出来獭祭一番。
《动物狂欢节》是法国作曲家圣-桑Camille Saint-Saëns (1835-1921)于1886写成的一首组曲，包括14首小曲：序奏和狮子进行曲、公鸡与母鸡、野驴、乌龟、大象、袋鼠、水族馆中的鱼、长耳人、林中杜鹃、大鸟笼、钢琴家、化石、天鹅、终曲。今天，《动物狂欢节》不但是当成青少年古典音乐的入门必读曲目，还被音响迷奉为“试金石”。对此，崔光宙先生的音乐笔记《集讽刺之大成的组曲 圣-桑的〈动物狂欢节〉》（见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名曲的诞生》）里边有独到的论述，用“欲将金针度予人”的心胸，分别从乐器及弹奏技巧、音响空间、设备等不同角度进行说明，好像唯恐像我这样的“菜鸟”被音响店老板的天花乱坠或者什么专家的故弄玄虚所愚弄似的。
《动物狂欢节》首演后，作者就停止了演出和出版，直到死后才解禁。什么原因呢，至今是个未解之谜，而这个问题对理解曲子的含义息息相关。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如果不避讳使用眼下的流行用语，可以概括为“恶搞说”和“侵权说”。
关于“恶搞说”，崔光宙先生用了一番“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功夫，调查取证，在不足20分钟的曲子里，竟有如下恶搞的事实，并有连听众都嘲讽恶搞之嫌：
其一、《公鸡与母鸡》中将拉莫与母鸡没关系的钢琴曲改编为喋喋不休的母鸡叫；
其二、《乌龟》中将奥芬巴哈的一首热闹康康舞曲变成慢条斯理的乌龟；
其三、《大象》中将柏辽兹歌剧《浮士德的天谴》的《仙女之舞》变成粗笨沉重的大象；
其四、《长耳人》中用门德尔松《仲夏夜之梦》的诙谐曲改编，用小提琴发出驴叫声；
其五、《钢琴家》中将车尔尼的简易练习曲反复弹奏到令人厌烦；
其六、《化石》中将作者本人的《骷髅之舞》、罗西尼的咏叹调及两首法国民谣当化石。
关于“侵权说”，李岚清先生在音乐札记《是讽刺还是颂扬》（见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李岚清音乐笔谈 欧洲经典音乐部分》）中则认为：
其一、实在听不出有什么嘲讽之意，若有此意，也没有达到效果；
其二、通过再创作，实际已成为一部受人欢迎的优秀作品；
其三、停演也许是牵涉到“知识产权问题”。
在聆听《动物狂欢节》之余，不禁纳闷这个问题，忽又听说现在有人要准备用“侵权”的法律来起诉别人“恶搞”的“无耻”的道德界线，这就更令人迷惑了，侵权的法律问题和恶搞的道德界线应该是两回事吧，再说法理上，“法律只有50道德”。忽然间，妈妈从她房间出来，我忙不好意思地说：“三更半夜吵到你了，不好意思。”她忙说：“不是，不是，我好像听到有人在呻吟，出来看看。”我不知道怎么解释才好：“不，刚才是音乐里的‘驴’在叫。”她终于满脸茫然回房间去了，眼神里看不出有半点责怪，妈妈总是这样。如果她睡不着，她也会纳闷：怎么深夜里要听这驴叫？我想这下麻烦可大啦，这驴干吗不好好叫，好死不死，还叫出“呻吟”来，按崔光宙的说法：“由于小提琴需要描写声嘶力竭的驴头人，对音响器材的中、高频力度是极大的考验”，完了，莫非要攒钱更新器材了？
不过还好，李岚清先生文章结论说：“也许既非讽刺，也非颂扬，而仅仅是艺术家的幽默笔触。”崔光宙先生的结论是：“在圣-桑的丰富想象之下，他们的大作都沦落为动物，但是面对着这些生动有趣的音乐，即使与动物为伍，又有何干？艺术的创造，可以将贬抑的嘲讽，转化为超脱现实厉害的想象，这就是通俗的《动物狂欢节》，带给我们的启示。”应该谢谢两位大师在法律与道德范围之外，给予了我们美学和哲学层面的思考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