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天主教徒，圣经看过，但已忘了，米路吉逊的《耶稣受难记》却能教我记住一句话：父啊，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区受香港娱乐文化的影响很大，而粤方言地区受香港文化的影响简直可说是根深蒂固。70年代后期，在广州有电视机和录音机的人，全部都是香港的亲友带回来的，同时也带回了录音带和娱乐模式。对于广东人来说，每天看的是香港电视，不是无线台就是亚洲台；吃的穿的跟香港人没有什么分别；对香港明星的了解远比咱国家领导人来得深。一则是因为邻近、有亲戚在香港；二则是开放时从香港的受惠；再而就是地区方言的影响，虽说普通话普及了几十年了，还是有“天不怕，地不怕，最怕老广说普通话”之说。广州人爱听的电台是香港的商业一台、商业二台，也是语言的关系。
我不想洋洋洒洒地写香港的流行音乐史，或以严谨的方式写香港流行歌对广东、对中国的影响。我只是从一个生养在广州的普通人的角度，把广州的大环境的娱乐和流行音乐氛围的状况作一点介绍。我下笔时，香港的著名音乐人黄沾刚因病过世，电视上重播了许多当年脍炙人口的歌，只要是那个时代的香港人或粤语地区的人几乎都会唱。为什么呢？因为电视剧。当年的香港电视剧是普罗大众每天的必然消遣，《上海滩》的大结局竟导致万人空巷，电视剧的主题曲人人会唱就不是件希奇的事了。那些歌都很有水准，但是我觉得就是和老罗的歌不一样，我喜欢老罗的歌很大部分是因为这种不同，但到底是什么却又说不出来。昨夜豁然醒悟，就是命题作文与日记的区别。
香港是个浓缩的城市，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文化上看，一层一层的，象杯七色彩虹酒。罗先生转战香港多年，其实真正认识他的只是其中一层。他在香港呼声高，也因为那一层的声音最大，而且代表业内权威，而普罗大众对老罗的认识通常是《皇后大道东》及《东方之珠》而已。正如瞎子摸象，就给老罗贴上了标签。80年代的香港是粤语歌的天下，不但广东受其影响，甚至中国内陆也流行起来。记得我90年代赴内陆旅行时，发现其实很多当地人都会听广东话，问及缘由，答者神秘一笑，道；听歌啊，不学粤语我怎唱卡拉OK？！卡拉OK成了流行歌流行的原因，很多人是因为要唱歌而去听歌，不知道能否称作“后现代主义”了，部分音乐人也开始以适合卡拉OK演唱为前提来作歌了。《童年》、《是否》、《海上花》、《明天会更好》、《滚滚红尘》等在卡拉OK也非常流行，但通常玩卡拉OK的人，知道演唱者是谁已经不错，至于连作者是谁也要兼顾，对于他们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了。潮流开始向国语歌涌去时，香港的宝利金、飞图、华纳、滚石等卡拉OK唱片上也有罗先生的作品，只是大众的目光都落在《爱人同志》、《恋曲1990》上，广州人爱用香港出品的片子，认为那才够档次，的确，质量是比较好。不幸的是，《皇后大道东》、《爱人同志》、《你的样子》等当年是禁止播放的，而《爱的箴言》、《闪亮的日子》、《光阴的故事》等等歌曲，广州人是没有机会听到的，听过的香港人也不多。罗先生被片面地解读为政治狂热分子，广州人知道这个名字，但不了解，而且广州人向来对政治几乎处于麻木状态，他们讨厌口号，讨厌游行示威，他们着眼点是安稳的日常生活，也许这与历史地域有关，南粤这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自古就没有进仕的意图，而做就了这一方水土人民的性情。
2003年在广州开演唱会，也许筹办方面没有考虑这方面的原因，当时也被罗先生在中国各大城市创下的纪录鼓舞着，来到了广州最后一站，却遭逢“非典”。罗先生在心理上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一下子遭遇到广州人的“冷淡”，他真的伤心和不能理解，这是必然的。其实，不是广州人冷漠，是双方存在误解。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为什么香港的演唱会却能举办成功呢？就是彩虹酒的那一层的作用。广州不是彩虹酒，人们是同一起点上，受同一的教育、同一的影响，或许现在也拉开了部分差距，但差距不大。
罗先生是位很有智慧的人，他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他的知音------北京、上海... ... 大学、“成功人士聚会”... ...用有限的精力做最大的成绩，这个我很认同。但以“佛渡众生”的角度来说，希望也别放弃其他人。我作为一名后来的佑派，很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推广工作能将误解消除------在粤方言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