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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刊》93年旧文:工厂地盘——“北京录音”

《东周刊》93年旧文:工厂地盘——“北京录音”

“北京录音” 撰文:罗大佑

  去月中,因为替《在那遥远的地方》作电影配乐,去了一趟北京,总算有机会了解北京电影有关声音与音乐处理部分的详情。   在“中国荷李活”的香港,自然会觉得中国大陆的电影技术与水平,与这里是有一大段差距的。   这是意料中的事。比如说:“北京电影制片厂”音乐录音室内的混音主机,牌子是最好的,但因为一直没有好好维修保养(反正是国家的财产),所以二十四轨的音道中,起码有七、八轨是不能用的,或随时会出现杂音。   如果出现杂音的时候,最快而有效的方式,是在那台身价二百万港元的机器上拍一拍,拍一拍,再摇两下,杂音就会消失。   又如,我在乐队录音棚指挥人民合唱团的团员演唱时,总共换了五、六个耳筒;这些耳筒,要不是完全没有声音,就是有极大的杂音;而要是有声音而没有杂音,那么,现场二十多位合唱团团员的声音唱出来,一定就大过耳筒内的声音,根本无法听清楚唱出来的结果。   即是耳筒根本没有用,只能用来和外面的录音师说话。   但即使情形如此,却也有意料不到的地方。   比如: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内的设备结构,是国际水平的。音乐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混录步骤,是直接由二十四轨录音机直接混录到混音棚的四轨声道内。   也就是说,音乐的二十四声道可以随任何创意的需要,进入混音棚内左、中、右、后四个喇叭内,以杜比环绕声的效果排列在四周的喇叭。   杜比环绕声在北京电影制作已经差不多是一个标准设备了;而在香港用到杜比环绕声的电影,一年间你看看能不能数五部出来。   另外,声音效果的部分,也处理得颇令人惊讶:连演员对着镜头走过来,由左边出镜的“衣服的风声”,也配得一丝不苟(在香港配了二十多部电影,我从来没有遇过导演与效果配音员做得这么仔细的)。   还有,工作人员的守时与熬夜的精神,也是一流的。五天的北京行程里,我们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酒店内睡觉,其他时间,全是在录音室里工作;而工作人员全部奉陪到底。   这是个令人感动的进步。   《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个中、港、台合资的片子,证明资本主义的方式是有效的,可以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合作,并有效的刺激双方拿出诚意,全力以赴。   对国内具有“优越意识”的香港人及台湾人,敬请小心。   在“没有人想走回头路”的原则之下,不要以为我们一定会跑赢内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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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周刊》93年旧文:工厂地盘——“北京录音”

“北京录音” 撰文:罗大佑

  去月中,因为替《在那遥远的地方》作电影配乐,去了一趟北京,总算有机会了解北京电影有关声音与音乐处理部分的详情。   在“中国荷李活”的香港,自然会觉得中国大陆的电影技术与水平,与这里是有一大段差距的。   这是意料中的事。比如说:“北京电影制片厂”音乐录音室内的混音主机,牌子是最好的,但因为一直没有好好维修保养(反正是国家的财产),所以二十四轨的音道中,起码有七、八轨是不能用的,或随时会出现杂音。   如果出现杂音的时候,最快而有效的方式,是在那台身价二百万港元的机器上拍一拍,拍一拍,再摇两下,杂音就会消失。   又如,我在乐队录音棚指挥人民合唱团的团员演唱时,总共换了五、六个耳筒;这些耳筒,要不是完全没有声音,就是有极大的杂音;而要是有声音而没有杂音,那么,现场二十多位合唱团团员的声音唱出来,一定就大过耳筒内的声音,根本无法听清楚唱出来的结果。   即是耳筒根本没有用,只能用来和外面的录音师说话。   但即使情形如此,却也有意料不到的地方。   比如: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内的设备结构,是国际水平的。音乐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混录步骤,是直接由二十四轨录音机直接混录到混音棚的四轨声道内。   也就是说,音乐的二十四声道可以随任何创意的需要,进入混音棚内左、中、右、后四个喇叭内,以杜比环绕声的效果排列在四周的喇叭。   杜比环绕声在北京电影制作已经差不多是一个标准设备了;而在香港用到杜比环绕声的电影,一年间你看看能不能数五部出来。   另外,声音效果的部分,也处理得颇令人惊讶:连演员对着镜头走过来,由左边出镜的“衣服的风声”,也配得一丝不苟(在香港配了二十多部电影,我从来没有遇过导演与效果配音员做得这么仔细的)。   还有,工作人员的守时与熬夜的精神,也是一流的。五天的北京行程里,我们只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酒店内睡觉,其他时间,全是在录音室里工作;而工作人员全部奉陪到底。   这是个令人感动的进步。   《在那遥远的地方》是个中、港、台合资的片子,证明资本主义的方式是有效的,可以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合作,并有效的刺激双方拿出诚意,全力以赴。   对国内具有“优越意识”的香港人及台湾人,敬请小心。   在“没有人想走回头路”的原则之下,不要以为我们一定会跑赢内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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