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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勇: 崔健 罗大佑:摇滚是一种棒喝禅

裴勇: 崔健 罗大佑:摇滚是一种棒喝禅

裴勇撰文(图文版全文见:http://blog.sina.com.cn/m/peiyong ) 崔健 罗大佑:摇滚是一种棒喝禅 摇滚是一种棒喝禅。 崔健是一个“假行僧”,罗大佑是一个“真情僧”。 摇滚与禅与佛有什幺关系呢?介乎有无之间也,无为有处有还无。让我产生联想者有二:一是西藏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是一个佛教大成就者,他有一首著名的情歌,是他多年在雪山修行的心得,是以非常特别的“情歌”形式表达的,在俗眼看来,颇多疑问和迷惑。一般人看来,佛教是不能谈“情”说“爱”的,然而色空不二,佛法在最深处,打破一切界限。二是崔健的一无所有,有这幺两句词,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让我想起一句禅偈:人在桥上走,桥流水不流。水不流而桥流,人不走而地走,是不是很相近呢? 现代的歌唱形式和风格大抵有三种,一般按中国的习惯而言,一种是通俗歌曲,也可以包含民歌,可说相当古代的风;一种是美声唱法,相当于古代的雅;一种是当代的民族唱法,相当于古代的颂,与美声唱法的歌曲中的一部分放在一起,被称为主旋律歌曲,往往是歌颂时代和领袖的颂歌。通俗歌曲总的来说都可以算是情歌,因而总关乎情,摇滚歌曲更离不开一个情字,有的直接表达情感、爱情,有的作为自我反思和社会政治批判的武器。崔健和罗大佑的摇滚就是对这三个方面内容的高超表现,特别是把对生命和自我的反思推向一个较深的程度,把社会政治批判通过歌唱艺术另类表现出来。摇滚棒喝禅的功能就在于打破和唤醒。打破虚饰,唤醒执迷,不再掩饰。就自我和生命反思而言,摇滚是一种个人棒喝禅,就社会政治批判而言,摇滚是一种社会棒喝禅,打破谎言,点破弊端,冲出樊篱。 中国的摇滚,大陆是崔健为代表,台湾是罗大佑为代表。风格有所不同。中国摇滚的黄金时期止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此后,真正的中国摇滚销声匿迹了。89年大陆出了一大批的摇滚乐队,但都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唐朝从摇滚出发,但没有形成灵魂,黑豹、以及后来的零点都是有摇滚因素的流行乐,他们大都为崔健的光芒覆盖了。而老崔在红旗下生了蛋之后,就听不出什幺旋律了,好象都成了摇滚呓语。尽管老崔自己认为在不断超越自我,越往后越好,但大多数普通歌迷似乎找不到感觉。普通歌迷还是喜欢老崔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解决》,堪称中国摇滚不可逾越的经典。那些词曲和感觉是神来之笔,在那个时候借崔健的口喷涌出来。 罗大佑的摇滚高潮之一是在1980年代初,新的高潮与崔健同期。在90年代初期,大佑的磁带(那时候CD没有,唱片很少)在大陆还无法出版,他在港台出了《之乎者也》、《爱人同志》,还有《皇后大道东》(个别单曲)以及更后的《首都》(其中几首)。 诉说无常和自我反思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有这双脚,我有这双腿,我有着那千山和万水”,崔健是一个“云水行僧”,他总在行走,总在探寻,在行脚中探寻自我。但是自我在哪里呢?“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 “你别想知道我到底是谁,也别想看到我的虚伪”。“埋着头,向前走 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用佛教的话来讲,你们都看到的我,是一个五蕴和成的假我,因为五蕴皆空,五蕴是色受想行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你们不会知道我是谁,因为根本就无我。“我不想留在那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永远都不会停止。 大佑在将进酒时也慨叹“潮来潮去,日落日出,黄河也变成了一条陌生的流水”,“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流水他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两个人、以及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都是无常,都是无所住。想留留不住,想跟跟不上。但他们对这个无常和无我,还只是一种有所感悟的程度,却并没有办法通过音乐去解脱和超越。解脱和超越需要进入宗教的层面、佛法的层面。因此,老崔的摇滚中便反复、多次地陷入一种自我的游离和踯躅之中。“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我不愿活的过分是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现在才似乎清楚什幺是未来”,“我忽然感到我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说得多,也想得多 可越来越没主意;我明白抛弃,也明白逃避,可就是无法分离”。 这再一次印证了艺术不能解决人的终极关怀,艺术和审美如欲升华和超越,就要进入宗教领域,艺术家要幺皈依宗教,获得心灵根本的安慰和愉悦,要幺就会选择自杀,因为它的疑问解决不了,会折磨他直到走向自我了结。前者如弘一大师李叔同“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后者如海明威、川端康成、还有三毛等。但在宗教、在佛法看来,自杀未必可以了结,因为人死后并不知道自己的去向,有无灵魂,有无其它的存在形式,活着的人大多数对死亡者的去向是猜测的,看见了他形体的毁灭,但并不能断定他有无精神尚存以及精神的去向。用佛教的轮回观来看,只要他此身不能解脱,他就要在今生业力的牵引下去寄托在另一个形体上。 禅宗有一个三种境界的说法:一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是人的执着于自我红尘的生存状态;二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是处于打破自我执迷的阶段,经过反思已经有所领悟;三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就是见到了自我和事物的本来面目,见到了万物皆备于我的无分别状态。老崔和大佑可以说已经进入到这第二个解构的阶段,已经是非常有悟性的歌咏智者和音乐诗人了。 性的隐喻与情的迷悟 大佑先生向人们始终如一呈现出一个“情圣”的经典形象,从恋曲80到恋曲90,再到恋曲2000,以及他的《昨日情歌》、《情歌纪念日》,日复一日地与他的爱人同志讲述他爱的箴言,他的logo之一就是恋曲、爱情。“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幺?”,一语道破了情为何物,成为爱情歌曲最标志性的语言之一。 老罗穿过你的黑发他的手,来端详你的样子,他要痴痴的等那个小妹,也不管他们的海誓山盟都只能付诸于睡梦中。罗老师的情歌,可谓曲不动人心不甘,词不惊人死不休,他一定要给大家留下千古绝唱,展现千古奇情,而恋曲2000使他的情歌终其大成,达致至深至沉之境域。“等遍了千年终于见你到达,等到青春终也变了白发”,那千年的问答以及那沉默的表达----- 大佑咏叹:“女人,是我心灵里最深的梦,用我的情,用我的双手,怎样拥抱你的存在,my love”;“若能摸抚你的双手面颊,此生终也不算虚假”。老崔咏叹“还有你,我的姑娘,你是我永远的忧伤,我怕你说,说你爱我,哎呀!”,“我无法逃脱花的谜香”,“我明知我已离不开你 噢---姑娘”。在这里,女人的概念就代表了性或欲以及情或爱。性与情,或欲和爱乃交织在一起,是无法分开的。常人的爱,男女的爱,没有无欲的情,也没有无性的爱。性或欲乃生命的原动力,藏在情或爱的背后。唯有性或欲,非人也,只认情或爱,不承认有性或欲,人之伪也。 崔健的摇滚中有很多性的隐喻,花房姑娘,你是口枯井,越深越美,我看着你,曾经看不到底,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这儿的空间,没什幺新鲜,进进出出才明白是无言的空虚等等。因为是隐喻,这里就不必再说明了。性、情、生命三者互动,单有情,不能有生命,但没有性,一定没有生命。性、欲爱,正因为能够创造生命,从佛教的角度讲,便成为轮回之因,轮回之根本,成为获得解脱的羁绊。因此,不管是佛教的僧尼,天主教的主教、神父、修士、修女,以及其它宗教,尽管方式不同,都有出家离欲的制度。仅以佛教为例,出家修行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的断除欲爱,截断生命之流,为走上解脱之路、济世度人打下第一个基础。他们不再滞着于男女之间人之常情,而将之转移成一种超越的爱。但性作为人的生命原动力,想要断除,谈何容易?佛教给出经由禅定的不同形式,疏导欲望的有效方法,甚至佛教针对欲念较强的某类根机的人给出一种男女双修的特殊方法。认清并断除欲望,对于宗教修行者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普通的常人呢?这种欲望,是“最深的梦”,是“永远的忧伤”。人们既想超越,又很难脱离这生命的根本,因此,始终处于一种慨叹,一种犹疑之中。悟到了些许个中真味,但又不明晰清朗。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兜兜转转,游行其间。因之,欲和情就成为歌者的永恒主题。 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 崔健和罗大佑作为摇滚巨匠,音乐大师,其超人之处还在于不局限在情感抒发上,还有对社会政治和人类前途的观照。 崔健摇滚的logo, 一种是人物形象,一种是语词运用,无不在很多地方浸透着音乐社会政治批判的意味。崔健的色调是红色,中国革命政治的颜色,包括大红的作品封皮,红五星,红布;还有草绿色,解放军军装的颜色。作品的题目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概括了红军到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历程。还有毛主席,“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在《不是我不明白》这首歌里,间奏运用了红卫兵接受毛主席检阅唱颂歌的音声作背景,还有“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顺尧”的诗朗诵穿插其间。 崔健的童年正是经历了那场浩劫,应该在他的儿童心理上留下很深的烙印。 有人认为崔健崇拜毛主席,谬矣。以上不过是崔健反思批判的符号象征系统。这种符号也显见于崔健更广的语词系统中,红旗、革命、八九点钟的太阳、恩情、报答、运动、鲜血、胜利、向前、理想、方向;老头儿、权力、力量、钱、个性、吃饱、混子、铁饭碗、时代、安定团结、致富、挣钱、人际关系、安全、稳定、开放、光明、前途等等,这些常用词语象征符号串起了崔健的摇滚社会政治批判的宏大叙事体系。这种批判体现出对现实的不满足,针砭了时弊,但总体感觉仍然是“说得多,想得多,可越来越没主意”。 大佑,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持不同政见者”,一个“异议分子”,他的社会政治批判伴随了他目前为止的全部音乐生涯,简直无时不有,而且与时俱进。从台湾到香港到大陆,社会的每一个变迁,政治的每一场异动,都逃不过他批判的眼光和敏锐的洞察,他的音乐时评和摇滚社论,语词激越,荡气回肠。鹿港小镇、未来的主人翁、之乎者也、盲聋、我所不能了解的事主要是一种对现代工业文明及其带来的信仰道德危机进行的反思和批判。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得却又失去它们拥有的,他们成了一群徘徊在文明里的可怜的人们,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电脑儿童和钥匙儿童-------现象七十二变,叫骂道貌岸然、装腔作势、一表仁慈、倚老卖老、嘴里说的永远都是一套、自诩忠贞不二爱国分子的政客,让他们回家好好照照镜子。凡是华人社会都在大佑的视野,文化革命、香港回归、改革开放、八九事件、下海经商、三一九阿扁枪击案等等。 我们再看大佑的语词批判符号体系:批判、斗争、样板、左右、口号、同志、斗争、革命、教条、马克思、毛主席、光荣、战果、同胞、鲜血、伟大、胜利、人民、枪杆、解放;中港台、局势、势不两立、王朝、反攻、起义、光复;市场、股票、行情、三反五反、房地产、跳槽、人民币、港币、新台币、六合彩、姓资姓社、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救国救民、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三民主义、机会主义、歌功颂德、军民、特色、历史、绿色恐怖份子、阿辉仔、南台湾的水莲枪击骗子。这些庞大丰富的语词构成一部罗氏摇滚批判大词典,囊括了时代和社会各个层面。目前,似乎还没有发现大佑在歌中批判老美,但已经有了大佑在媒体上的“反美声音”。或许下一步,大佑这个亚细亚的孤儿将把视角集中广大到这个冲突不断、在无望中残喘的纷乱世界。 摇滚似一种棒喝禅。 棒喝自我一个人,帮助个体觉悟; 棒喝爱情两个人,激发情感超越; 棒喝社会所有人,呼唤群体逾越。 然而,老崔、老罗纷纷垂垂老矣,今天的大中国似乎不再有真正有灵魂的摇滚,在一个需要棒喝的时代似乎不再有直指人心、令人猛醒的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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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勇: 崔健 罗大佑:摇滚是一种棒喝禅

裴勇撰文(图文版全文见:http://blog.sina.com.cn/m/peiyong ) 崔健 罗大佑:摇滚是一种棒喝禅 摇滚是一种棒喝禅。 崔健是一个“假行僧”,罗大佑是一个“真情僧”。 摇滚与禅与佛有什幺关系呢?介乎有无之间也,无为有处有还无。让我产生联想者有二:一是西藏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是一个佛教大成就者,他有一首著名的情歌,是他多年在雪山修行的心得,是以非常特别的“情歌”形式表达的,在俗眼看来,颇多疑问和迷惑。一般人看来,佛教是不能谈“情”说“爱”的,然而色空不二,佛法在最深处,打破一切界限。二是崔健的一无所有,有这幺两句词,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让我想起一句禅偈:人在桥上走,桥流水不流。水不流而桥流,人不走而地走,是不是很相近呢? 现代的歌唱形式和风格大抵有三种,一般按中国的习惯而言,一种是通俗歌曲,也可以包含民歌,可说相当古代的风;一种是美声唱法,相当于古代的雅;一种是当代的民族唱法,相当于古代的颂,与美声唱法的歌曲中的一部分放在一起,被称为主旋律歌曲,往往是歌颂时代和领袖的颂歌。通俗歌曲总的来说都可以算是情歌,因而总关乎情,摇滚歌曲更离不开一个情字,有的直接表达情感、爱情,有的作为自我反思和社会政治批判的武器。崔健和罗大佑的摇滚就是对这三个方面内容的高超表现,特别是把对生命和自我的反思推向一个较深的程度,把社会政治批判通过歌唱艺术另类表现出来。摇滚棒喝禅的功能就在于打破和唤醒。打破虚饰,唤醒执迷,不再掩饰。就自我和生命反思而言,摇滚是一种个人棒喝禅,就社会政治批判而言,摇滚是一种社会棒喝禅,打破谎言,点破弊端,冲出樊篱。 中国的摇滚,大陆是崔健为代表,台湾是罗大佑为代表。风格有所不同。中国摇滚的黄金时期止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此后,真正的中国摇滚销声匿迹了。89年大陆出了一大批的摇滚乐队,但都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唐朝从摇滚出发,但没有形成灵魂,黑豹、以及后来的零点都是有摇滚因素的流行乐,他们大都为崔健的光芒覆盖了。而老崔在红旗下生了蛋之后,就听不出什幺旋律了,好象都成了摇滚呓语。尽管老崔自己认为在不断超越自我,越往后越好,但大多数普通歌迷似乎找不到感觉。普通歌迷还是喜欢老崔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和《解决》,堪称中国摇滚不可逾越的经典。那些词曲和感觉是神来之笔,在那个时候借崔健的口喷涌出来。 罗大佑的摇滚高潮之一是在1980年代初,新的高潮与崔健同期。在90年代初期,大佑的磁带(那时候CD没有,唱片很少)在大陆还无法出版,他在港台出了《之乎者也》、《爱人同志》,还有《皇后大道东》(个别单曲)以及更后的《首都》(其中几首)。 诉说无常和自我反思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有这双脚,我有这双腿,我有着那千山和万水”,崔健是一个“云水行僧”,他总在行走,总在探寻,在行脚中探寻自我。但是自我在哪里呢?“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 “你别想知道我到底是谁,也别想看到我的虚伪”。“埋着头,向前走 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用佛教的话来讲,你们都看到的我,是一个五蕴和成的假我,因为五蕴皆空,五蕴是色受想行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以你们不会知道我是谁,因为根本就无我。“我不想留在那一个地方,也不愿有人跟随”,逝者如斯,不舍昼夜,永远都不会停止。 大佑在将进酒时也慨叹“潮来潮去,日落日出,黄河也变成了一条陌生的流水”,“我的青春一去无影踪,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流水他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两个人、以及我们”。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一切都是无常,都是无所住。想留留不住,想跟跟不上。但他们对这个无常和无我,还只是一种有所感悟的程度,却并没有办法通过音乐去解脱和超越。解脱和超越需要进入宗教的层面、佛法的层面。因此,老崔的摇滚中便反复、多次地陷入一种自我的游离和踯躅之中。“我不愿离开,我不愿存在,我不愿活的过分是实实在在,我想要离开,我想要存在,我想要死去之后从头再来”,“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现在才似乎清楚什幺是未来”,“我忽然感到我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说得多,也想得多 可越来越没主意;我明白抛弃,也明白逃避,可就是无法分离”。 这再一次印证了艺术不能解决人的终极关怀,艺术和审美如欲升华和超越,就要进入宗教领域,艺术家要幺皈依宗教,获得心灵根本的安慰和愉悦,要幺就会选择自杀,因为它的疑问解决不了,会折磨他直到走向自我了结。前者如弘一大师李叔同“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后者如海明威、川端康成、还有三毛等。但在宗教、在佛法看来,自杀未必可以了结,因为人死后并不知道自己的去向,有无灵魂,有无其它的存在形式,活着的人大多数对死亡者的去向是猜测的,看见了他形体的毁灭,但并不能断定他有无精神尚存以及精神的去向。用佛教的轮回观来看,只要他此身不能解脱,他就要在今生业力的牵引下去寄托在另一个形体上。 禅宗有一个三种境界的说法:一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这是人的执着于自我红尘的生存状态;二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这是处于打破自我执迷的阶段,经过反思已经有所领悟;三是“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这就是见到了自我和事物的本来面目,见到了万物皆备于我的无分别状态。老崔和大佑可以说已经进入到这第二个解构的阶段,已经是非常有悟性的歌咏智者和音乐诗人了。 性的隐喻与情的迷悟 大佑先生向人们始终如一呈现出一个“情圣”的经典形象,从恋曲80到恋曲90,再到恋曲2000,以及他的《昨日情歌》、《情歌纪念日》,日复一日地与他的爱人同志讲述他爱的箴言,他的logo之一就是恋曲、爱情。“爱情这东西,我明白,但永远是什幺?”,一语道破了情为何物,成为爱情歌曲最标志性的语言之一。 老罗穿过你的黑发他的手,来端详你的样子,他要痴痴的等那个小妹,也不管他们的海誓山盟都只能付诸于睡梦中。罗老师的情歌,可谓曲不动人心不甘,词不惊人死不休,他一定要给大家留下千古绝唱,展现千古奇情,而恋曲2000使他的情歌终其大成,达致至深至沉之境域。“等遍了千年终于见你到达,等到青春终也变了白发”,那千年的问答以及那沉默的表达----- 大佑咏叹:“女人,是我心灵里最深的梦,用我的情,用我的双手,怎样拥抱你的存在,my love”;“若能摸抚你的双手面颊,此生终也不算虚假”。老崔咏叹“还有你,我的姑娘,你是我永远的忧伤,我怕你说,说你爱我,哎呀!”,“我无法逃脱花的谜香”,“我明知我已离不开你 噢---姑娘”。在这里,女人的概念就代表了性或欲以及情或爱。性与情,或欲和爱乃交织在一起,是无法分开的。常人的爱,男女的爱,没有无欲的情,也没有无性的爱。性或欲乃生命的原动力,藏在情或爱的背后。唯有性或欲,非人也,只认情或爱,不承认有性或欲,人之伪也。 崔健的摇滚中有很多性的隐喻,花房姑娘,你是口枯井,越深越美,我看着你,曾经看不到底,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这儿的空间,没什幺新鲜,进进出出才明白是无言的空虚等等。因为是隐喻,这里就不必再说明了。性、情、生命三者互动,单有情,不能有生命,但没有性,一定没有生命。性、欲爱,正因为能够创造生命,从佛教的角度讲,便成为轮回之因,轮回之根本,成为获得解脱的羁绊。因此,不管是佛教的僧尼,天主教的主教、神父、修士、修女,以及其它宗教,尽管方式不同,都有出家离欲的制度。仅以佛教为例,出家修行的目的就是尽可能的断除欲爱,截断生命之流,为走上解脱之路、济世度人打下第一个基础。他们不再滞着于男女之间人之常情,而将之转移成一种超越的爱。但性作为人的生命原动力,想要断除,谈何容易?佛教给出经由禅定的不同形式,疏导欲望的有效方法,甚至佛教针对欲念较强的某类根机的人给出一种男女双修的特殊方法。认清并断除欲望,对于宗教修行者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普通的常人呢?这种欲望,是“最深的梦”,是“永远的忧伤”。人们既想超越,又很难脱离这生命的根本,因此,始终处于一种慨叹,一种犹疑之中。悟到了些许个中真味,但又不明晰清朗。不即不离,若即若离,兜兜转转,游行其间。因之,欲和情就成为歌者的永恒主题。 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 崔健和罗大佑作为摇滚巨匠,音乐大师,其超人之处还在于不局限在情感抒发上,还有对社会政治和人类前途的观照。 崔健摇滚的logo, 一种是人物形象,一种是语词运用,无不在很多地方浸透着音乐社会政治批判的意味。崔健的色调是红色,中国革命政治的颜色,包括大红的作品封皮,红五星,红布;还有草绿色,解放军军装的颜色。作品的题目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概括了红军到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历程。还有毛主席,“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在《不是我不明白》这首歌里,间奏运用了红卫兵接受毛主席检阅唱颂歌的音声作背景,还有“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顺尧”的诗朗诵穿插其间。 崔健的童年正是经历了那场浩劫,应该在他的儿童心理上留下很深的烙印。 有人认为崔健崇拜毛主席,谬矣。以上不过是崔健反思批判的符号象征系统。这种符号也显见于崔健更广的语词系统中,红旗、革命、八九点钟的太阳、恩情、报答、运动、鲜血、胜利、向前、理想、方向;老头儿、权力、力量、钱、个性、吃饱、混子、铁饭碗、时代、安定团结、致富、挣钱、人际关系、安全、稳定、开放、光明、前途等等,这些常用词语象征符号串起了崔健的摇滚社会政治批判的宏大叙事体系。这种批判体现出对现实的不满足,针砭了时弊,但总体感觉仍然是“说得多,想得多,可越来越没主意”。 大佑,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持不同政见者”,一个“异议分子”,他的社会政治批判伴随了他目前为止的全部音乐生涯,简直无时不有,而且与时俱进。从台湾到香港到大陆,社会的每一个变迁,政治的每一场异动,都逃不过他批判的眼光和敏锐的洞察,他的音乐时评和摇滚社论,语词激越,荡气回肠。鹿港小镇、未来的主人翁、之乎者也、盲聋、我所不能了解的事主要是一种对现代工业文明及其带来的信仰道德危机进行的反思和批判。家乡的人们得到他们想要得却又失去它们拥有的,他们成了一群徘徊在文明里的可怜的人们,我们不要一个被科学游戏污染的天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电脑儿童和钥匙儿童-------现象七十二变,叫骂道貌岸然、装腔作势、一表仁慈、倚老卖老、嘴里说的永远都是一套、自诩忠贞不二爱国分子的政客,让他们回家好好照照镜子。凡是华人社会都在大佑的视野,文化革命、香港回归、改革开放、八九事件、下海经商、三一九阿扁枪击案等等。 我们再看大佑的语词批判符号体系:批判、斗争、样板、左右、口号、同志、斗争、革命、教条、马克思、毛主席、光荣、战果、同胞、鲜血、伟大、胜利、人民、枪杆、解放;中港台、局势、势不两立、王朝、反攻、起义、光复;市场、股票、行情、三反五反、房地产、跳槽、人民币、港币、新台币、六合彩、姓资姓社、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救国救民、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三民主义、机会主义、歌功颂德、军民、特色、历史、绿色恐怖份子、阿辉仔、南台湾的水莲枪击骗子。这些庞大丰富的语词构成一部罗氏摇滚批判大词典,囊括了时代和社会各个层面。目前,似乎还没有发现大佑在歌中批判老美,但已经有了大佑在媒体上的“反美声音”。或许下一步,大佑这个亚细亚的孤儿将把视角集中广大到这个冲突不断、在无望中残喘的纷乱世界。 摇滚似一种棒喝禅。 棒喝自我一个人,帮助个体觉悟; 棒喝爱情两个人,激发情感超越; 棒喝社会所有人,呼唤群体逾越。 然而,老崔、老罗纷纷垂垂老矣,今天的大中国似乎不再有真正有灵魂的摇滚,在一个需要棒喝的时代似乎不再有直指人心、令人猛醒的棒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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