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南京城

記者：這是你第一次到南京嗎？
　　羅大佑：是的，雖然是第一次到南京，但總覺得自己跟南京之間有一些莫名的緣分。最大的印象是在抗日戰爭的時候有一場全世界震驚的南京大屠殺。人們常說“滄海桑田”嘛，我對南京總會有一種歷史的情懷存在，在我的想法里面，音樂是一種時間的藝朮，因為一首歌不是兩分鐘、三分鐘的作品，它很有可能就是永遠的經典，我就是一個對時間和歷史都很感興趣的人。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我今年是47歲，目前未婚狀態，結婚沒多久就離了（笑），不過，離婚的經過還算圓滿。因為年紀大的關系，對時間和歷史越來越有研究探討的精神。

記者：你對南京的感覺能在11月25日的演唱會中表達嗎？
　　羅大佑：我覺得肯定能。因為我已經四十多歲了嘛，我對人的敏感度變得要高很多。我和你們接觸中就能感覺到南京的媒體是怎樣的、南京的人是怎樣的，是比較保守、儒雅，還是開放、刺激。現在我相信南京人對歷史、對文化是有默契的，雖然我到南京的土地上還不到10個小時。

記者：你對人、對地方高度的敏感性對創作音樂是不是很重要？
　　羅大佑：有些特性我覺得是天生的，而有些則是后天培養的。我比較善于從眼神中去觀察一個人，類似于X光照到人的內心中去。譬如一個人輕聲地講話和大聲地講話，我就能猜測出他的情緒、背景、教養等等。

記者：在你的歌中，《上海之夜》寫過上海，《東方之珠》寫過香港，是否想過寫一首關于南京的歌。
　　羅大佑：今天是我第一次到南京，如果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剛見面就決定為她寫一首歌，那我覺得這人也太虛偽、太膚淺了。感覺總要有一個過程去培養吧，總要先了解、交流吧。我第一次到南京來，我已經看了南京的地圖，我看到有一個地方叫朝天宮，台灣也有一個朝天宮，是台灣最大的廟。明天有空的話，我會去南京的朝天宮看看。各個地方不同的文化是我為這個地方寫歌的動力，那對南京現在我的觀察、了解得還不夠透徹，我想我還沒有資格寫南京，不過以后如果感覺到了我一定會寫的。

溫情演唱會

記者：這次南京演唱會好像是你首次在內地開室內演唱會。
　　羅大佑：這的確是我在內地演唱會中唯一的一場室內演唱會，室內演唱會畢竟與戶外演唱會是很不一樣的。去年，我在上海開演唱會時，簡直把我給嚇死了，第一場就是那么大一個場子，8萬人體育場！本來到上海這個很現代化、變化很迅速的大城市，我已經怯場了，又趕上這么大的場子，那我就更緊張了。而南京的演唱會是在室內，我想應該可以更自然一些，一個深秋的日子，我希望可以在五台山體育館和大家共同取暖。

記者：現場你會唱多少首歌？其中，有几首清唱的曲目？
　　羅大佑：現場會唱三十五六首吧，這次演唱會我希望可以做到不一樣一些。其實我開演唱會會根據具體的情況去安排。清唱肯定會有，數量我先賣個關子。

記者：之前的演唱會，那一場印象比較深刻？
　　羅大佑：西安那一場。西安是一個十三朝古都，有三千年的歷史沉澱，埋有72個歷代皇帝的尸骨，面對這樣的城市，我在心理上肯定會准備充分一些，會帶著一種嚴肅的心情去開演唱會。那南京這次的演唱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室內開的，我就想把它做得熱情度高一些，室外的溫度比較低，而室內的溫度應該達到高潮。我設想能夠和台下的觀眾做一個更好的交流，可能會請觀眾上台和我一起表演。這是一個相互溝通的機會，大家都可以參與進來。

記者：你這次演唱會有沒有邀請嘉賓？
　　羅大佑：這次沒有邀請嘉賓。其實，我在音樂上的朋友蠻多的，當我“招兵買馬”的時候，他們都愿意助陣，但是假如我的演唱會總是看到很多人的話，那久而久之人們就無法習慣我一個人的演出，所以在西安和深圳的演唱會我只請了齊豫一個人做嘉賓，畢竟是個人演唱會嘛。

記者：內地有很多人都是聽著你的歌曲長大的，大家都很期盼你來內地開演唱會，你為什么現在才決定來內地開演唱會？你在等待一個什么樣的契機呢？
　　羅大佑：其實，我一直很抗拒開演唱會，不管是在香港、台灣，還是在內地，因為我生性很怯場，很怕這種面對面的溝通。我還是比較習慣躲在錄音室里，只面對一個麥克風唱歌，最好連錄音師也看不到我。所以如果沒有人踢我一腳的話，我是肯定不會出來拋頭露面的，丑媳婦怕見公婆嘛。這几年我的轉變就是覺得可以通過音樂做更好的溝通，我還記得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的時候，《東方之珠》這首歌還是有很多人傳唱的，因為它畢竟代表一個時代的意義，表達了某種情懷，所以在這個社會中，音樂一定有它自己扮演的角色。

記者：你的巡回演唱會明年會繼續嗎？
　　羅大佑：我希望可以繼續啊，這樣和大家的溝通可以多一點嘛。有老本不吃多可惜啊。

樂觀老男人

記者：有一些媒體在宣傳你的時候會說你是“老男人”，你介意嗎？
　　羅大佑：不會啊，“老男人”這個稱呼是我自己先提出來的，我本來就是老男人嘛（大笑）。

記者：有些媒體指責你現在開演唱會、唱老歌是在吃老本，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羅大佑：這個嘛……其實，真的看過我演唱的人應該說還是蠻少的，去年從上海到杭州、南昌、昆明、北京、深圳，前后加起來現場聽演唱會的也不過只有10萬人左右，10萬人比起全國13億人口，太少了吧！而且基本上我是不喜歡上電視的，也很少接受訪問，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把歌寫好、唱好，是不是吃老本我覺得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畢竟我寫歌已經寫了25年，如果要吃老本的話，我想還能再吃一陣子（笑）。

記者：你在很多地方開過演唱會，談談對各地歌迷的感受吧。
　　羅大佑：香港人很現實，但是香港的音樂制度很好，台灣就比較自由一些，但是可能自由得有一些過火吧，一點小事就有人上街抗議，做一些無聊的事情，顯得亂糟糟的樣子，很有一種不安分的氣氛在里面。我覺得研究各地人之間的差異特別有意思。我是到了“風吹草地見牛羊”的草原才知道人要真的學會騎在馬背上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同時體會到人生的樂趣就在于此。我現在想哪一天去住住愛斯基摩人的冰屋肯定也不錯（笑）。

記者：之前你說過自己是“最怕做演唱會的人”，剛剛你也說了自己的內向和怯場，那為什么從去年起，你開始頻繁地在內地做演唱會？是不是越來越看好內地的演出市場？
　　羅大佑：我和九州公司合作是從去年的9月8日開始，大家都在摸一個合作的方式。演唱會對藝人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尤其是我這樣的內向的人。就像我們剛剛開始卡拉OK的時候，都是推來推去，說自己不會唱，可是后來唱得多了，有了回應和鼓勵以后就變成大家搶著唱了。我覺得卡拉OK最大的貢獻就是讓人們變得善于表現自己了，大家從推麥克風到搶麥克風，這其實和我面對演唱會的心情是一樣的，一個人要面對几萬人開演唱會，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對我來說，我不像香港歌手那么訓練有素，像劉德華他們都是有一套很完整的訓練過程，從心理到技巧，而我沒有。我的家里給我的啟蒙教育就是要我做一名醫生，要冷靜、要沉著。所以，我做歌手就面臨很多心理上的突破。盡管我的許多歌很濫，但是有些歌卻是別人唱不來的，像《未來主人翁》、《愛人同志》可能別人就很難唱。所以開演唱會不一定是真的要表現自己的唱歌水平，而是表達自己的一種感受，一個與大家溝通的機會。我的確是個很怯場、內向的人，以前大部分是在錄音室里唱歌嘛，那個環境是封閉起來的，我錄音一般是不准別人進來的。

記者：記得有一次你在台灣開演唱會，結束后你說自己是演唱會后最孤獨的人，當時你為什么會說出那樣的話？時隔17年，現在的你還孤獨嗎？
　　羅大佑：其實在某方面，我的心態還是很相似的。那個時候我覺得我就是演唱會中耗掉自己最多的人，因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燈光也打在我身上，所有的樂手都在演奏我寫的譜子，歌詞也是表達著我自己的想法。所有的一切都告訴我自己一定要全力以赴，把自己耗光，又怎么可能不孤獨呢？但現在年紀也大一點了，我的想法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我會覺得一場演唱會中我是最清醒的人。

記者：為什么？
　　羅大佑：可能是因為年齡的原因吧。像我這個年紀不會因為演唱會上掌聲響起來，每個人都大叫“羅大佑”而陶醉。做過醫生的人有一個好處，就是很會冷靜。所以我是第一個從演唱會的氛圍中逃出來的人，第一個回到現實中的人。我覺得只有這樣才是一個比較成熟的歌手。

記者：演唱會上大家似乎對你過去的歌似乎情有獨鐘。
　　羅大佑：但是像我們這些老家伙一定要有新人來取代。流行樂壇總是由不同的人演繹新的歌曲，這才是音樂市場健康的一種狀態。我們不可能違反音樂多元化的原則，音樂是可以共享的，不可能是一個人獨霸音樂的一種形式。

記者：流行音樂本身是娛樂的，你做的是流行音樂，但你的音樂又想保持對社會批判的深刻性，你是如何做到一個平衡點的？
　　羅大佑：這個其實是最難的。一首流行歌曲它要有深度，每個普通人又要能接受，做到這樣真的是最難的。像我和李宗盛常常會被問到一個問題，就是你們又要賺錢，又說自己是藝朮家，這樣不矛盾嗎？我就很欣賞李宗盛的回答，他說：“我很驕傲我可以寫出一些歌，有商業性同時也有藝朮價值，這不是每個人可以做到的。”在我看來，音樂其實只分兩種，一種好的歌，一種壞的歌。好的歌就是根據心里的真實感受寫出來的歌，壞的歌就是人家告訴你他下個禮拜要出專輯，讓你連夜趕出來的歌。它沒有經過時間的考驗和醞釀，不是心靈里面真實的感受。

記者：可是即使是好歌，也存在一個被大眾接受的問題。
　　羅大佑：那是肯定的。其實一首歌是否被大眾普遍接受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們無法勉強別人的喜好。所以對這樣的平衡點我是很珍惜，但不強求的。

神秘新專輯

記者：聽說你正在錄制新專輯？
　　羅大佑：是的。昨天我還在台灣趕制新專輯，昨晚我只睡了3個小時，今天就趕來南京做演唱會的宣傳了。新專輯已經錄了三個多星期了，我11月15日一定要把專輯的母帶做出來。這次的專輯一共15首歌，是我在之前5年中積累的25首歌中挑選出來的。本來出專輯的工作就夠忙碌了，但是之前我已經答應南京的歌迷開演唱會了，所以我還要好好准備，就更忙了。但是我覺得來南京是很值得的，因為通過這次演唱會，我可以有機會和南京的朋友見見面。

記者：這張新專輯還會延續以往的風格嗎？
　　羅大佑：我不會因為要出唱片而出唱片，也不會用時間來限制自己。我出唱片一定是有話要講，是我累積了一些生活經驗、對社會的看法、對音樂的理解、對人性的領悟之后才做出的決定，是對自己的家庭、國家、民族有了切身的感受體會之后的宣泄。我出第一張專輯是在28歲的時候，明年就是20周年。對我來說，出專輯就是袒露自己的心聲去和別人溝通的方法，至于它在市場上成不成功也許對唱片公司很重要，但對我而言是無所謂的。因為我只把它看作一個交流的機會，我唱歌一定沒有張學友好，跳舞一定沒有郭富城棒，長得一定沒有劉德華帥，那我為什么能出專輯，那惟一的原因就是我的真誠溝通。

記者：那現在和你出道的年代相比，流行音樂的元素是越來越多了，那你在創作自己音樂的過程中，會不會接受一些新的東西？
　　羅大佑：當然會。我下一張專輯中電子的元素會非常多，我盡量想把電子的音樂和比較傳統的樂器結合起來，譬如把一把西方吉他彈出很中國化的樂曲。這個嘗試會不會成功呢？我不知道。但多多少少都帶有一點革命性的元素。其實我現在寫一首歌并不比一個年輕的作曲家寫一首歌更有保証，大家不見得會因為我是羅大佑而買我的歌，和年輕歌手相比，我只是更有名而已，其他的保証都是不可靠的。反過來說，機會和環境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樣的，公平的。

記者：介紹一下新專輯的歌詞和制作班底。
　　羅大佑：有閔南語、有普通話，有其他的一些不算語言的人聲。就現在，台灣几位電子音樂的高手正在台灣幫我趕工，包括陶哲。

記者：評價一下新專輯好嗎？
　　羅大佑：在歌迷評價之前我是不會去評價的。我自己是比較滿意的，但是它賣得好不好我不敢說。但我想花了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應該是可以及格的。

高壓演藝圈

記者：你在香港有一個娛樂工場，和林夕、黃耀明都合作過，談談對林夕的印象。
　　羅大佑：林夕是和我合作率最高的一個伙伴。他的身體不太好，我前几個禮拜把他從香港拉出來，因為他現在輕易不肯出來。不過，他實在太厲害了，他歌詞寫到早上7點鐘，然后睡覺，睡到下午2點鐘又去開會，一直弄到晚上11點鐘，12點的時候洗完澡開始寫歌詞，直到早上7點鐘，每天堅持寫3首歌詞。

記者：香港的音樂人是不是都這樣緊張？
　　羅大佑：香港人的優點是非常努力，因為一種機制性的壓迫。像林夕目前他可能不會創作枯竭，但他會耗掉自己的身體。相比，我是一個比較懶的人，我會創作一陣，休息一陣。這可能就是台灣人和香港人之間的不同。台灣是海島，比較大一點，香港就那么小一塊彈丸之地，人的壓力很大。我現在擔心林夕的身體，他雖然現在一年能賺很多錢，我還是會勸他多休息。

記者：你剛剛說李宗盛在內地開了一間音樂制作間，那你以后有沒有打算也在內地開一家音樂制作間？
　　羅大佑：會的。但我想等到有比較好的設施和錄音師再說，現在內地的硬件很好，但是很好的錄音師還不多。以后我們可能更多地要引進比較專業的音樂人士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做音樂跟在香港、台灣做音樂的效果要一樣才行。我也跟周華健、齊秦商量過在內地辦一些音樂學校。我覺得這些方式都是可行的。其實，我們現在在做的公司叫做“LOOK創音”，叫這個名字是因為我們覺得現代音樂應該是可以看得到的，因為科技的關系，慢慢地，它甚至應該可以聞得到。

記者：你是一個善于思考的人，對你來說，人生的目標有沒有發生過改變？
　　羅大佑：大目標沒有改變啊，要繼續活著（笑）。對我來說，有智慧的人生才是成功的人生。反過來說，笨的人就會活得比較辛苦一些。生活本身會提供很多事情讓我們去思考、去平衡，然后建立自己的價值觀。那人的好處就是都有相同的地方，外觀上的相同不說了，我們會一同欣賞電視、電影、音樂、繪畫等藝朮類的產品，但是每個人的看法會有差別，每個人的表現也會不同。像我和崔健就不同，崔健是北方人，羅大佑是東南沿海的人，我們的音樂形態必然有差別，有時是無法比較的。但崔健唱歌比我好聽，這是必然的。每一種藝朮都有它的空間，藝朮家的任務就是幫人類制造出一種空間，讓有限的地球多一點心靈的空間，讓大家過得比較舒服一些，不然，大家怎么活啊？

棄醫童年

記者：你是從1977年出專輯的嗎？
　　羅大佑：不是，1977年是我寫第一首歌，1982年我才出了第一張專輯《之乎者也》。26歲時，我畢業于台灣台中醫藥學院，學的是放射診斷科。1977年，在我念大學二年級的時候，我從學校的宿舍搬到外面去住，整天抱著一把吉他，就想摸索一首歌出來。第一首歌的歌詞我自己不太喜歡，但是覺得旋律很不錯。几年以后，有一部電影請我做主題曲的配樂，詞是徐志摩的一首詩，當時我就把那首旋律拿出來配，沒想到非常和諧。

記者：你對音樂的態度很嚴謹，這是不是跟你做醫生的經歷有關？
　　羅大佑：我覺得應該是有關系的。我第一次為別人開刀是在18歲的時候，醫生這一職業最大的特質就是嚴謹，因為你面對的是一個人的生命。創作歌曲其實也是一個人對生命的歌頌，這件事情同樣是不能放松的。我拋棄一個很多人都很羨慕的醫生職業去做一個作曲人，我必須要以比當醫生更慎重的方式。

記者：從醫學界跨入音樂界，這一步是如何邁出的？
　　羅大佑：我父親是一個很愛好音樂的人，尤其是古典音樂。那時，受他的影響，我聽到很多非常好聽的歌，那些歌真的打動了我，包括許多古典音樂和國語老歌，我感覺到藝朮通過空氣傳過來的力量不會小于工業的力量、軍事的力量或是政治的力量，因為人的心靈是共同的，能讓人的心靈產生共振是最大的力量。

記者：你剛開始的音樂是比較隨性的民謠，那大家都很疑惑是什么力量使后來的羅大佑越來越能夠面對現實。
　　羅大佑：我也不知道直接的原因是什么，但可能和我一開始做醫生這個職業有關系。醫生都比較喜歡追根究底，譬如病人咳嗽的話，那我就會想到他是否是肺有毛病，我會建議他去拍X光。也就是說醫生比較習慣透過現象看本質，醫生這個職業的訓練時間會比其他職業更長一些，因為有關人命，所以不能只看表象。當你診斷一個人健康無礙的時候，很有可能是在消耗別人的生命，所以做醫生的人都會比較羅嗦，喜歡吹毛求疵，對社會的評論也比較多，因為他總想找到病因。

記者：拿音樂對社會開刀可能要比拿手朮刀對病人開刀更困難一些吧。
　　羅大佑：可以這么說，而且前者引起的反應和回饋也更嚴重。但我覺得做人不能想太多，只要我看到的東西是真的，病狀是可疑，那我就不能當作沒看見，一個醫生逃避病症是一種罪惡！

記者：有人說如今你的鋒芒比原來減弱了一些，你自己這樣認為嗎？
　　羅大佑：現在可能還不能這樣把我蓋棺論定喔，我并沒有停止，所以不能說我倒退。

七十二變

記者：你步入歌壇已經二十多年的時間，你覺得這期間樂壇最大的變化是什么？
　　羅大佑：三十年風水論流轉嘛，樂壇最大的變化可能就是人的想法可以更大程度地依賴音樂去溝通了。從中國本土音樂來講，以前的民歌像陝北民歌、西北民歌等各個地區的民歌，其實就是當時的流行歌曲，它與現代流行音樂的不同就在于它無法透過現代大眾傳媒來傳播的。像以前的京劇劇場里，沒有麥克風，所以他們要練很尖的嗓子來唱京劇。而現在有了麥克風，再大的場子都能聽到你的聲音，而且磁帶、CD還可以使得很多人在同一個時間、不同的空間來欣賞你的音樂，這就是科技對于音樂的影響。包括像去年我在上海體育場做那場8萬人的演唱會，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但現在有麥克風，有好的音響設備，它就能實現。我個人認為，天下最好聽的音樂就是很多人合唱一首歌的聲音。很多人的心靈達一種和諧的時候，每個人的心情都是一樣的，那種感覺是最棒的。

記者：這二十多年的歷程中，你覺得自己是在順應這種變化，還是沿著自己的個性方向發展呢？
　　羅大佑：我覺得是互相協調的。個人是在將就這個時代，時代也在將就個人。我們常講一句話嘛，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大環境變化，人肯定也會跟著在變，改變自己的工作習慣、生活習慣。以前的人用毛筆寫信，然后騎馬送信，馬跑了3天或者3個月才到。但現在就不一樣了，打個電話，發個傳真、E-MAIL，几秒鐘的時間就到了。科技完全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和溝通的方式。當然，科技也有好有壞，對我來說，它是讓人們溝通迅速的一種方式，它當然是好的。但是，你想，騎馬3天去看一個朋友，然后再騎馬回來，這種誠意在現在是沒有的。所以現代科技對現代人的誠意絕對是一個挑戰。

記者：隨著年齡的增加，你對音樂、對生活的看法也會有改變，對嗎？
　　羅大佑：對，那是肯定的。但是與二十多年前的心態相比，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一樣的地方。不一樣的地方就是科技進步太多了。現在只要你有一台電腦，几乎每個人都可以作曲了。因為現在有作曲軟件嘛，但是這樣寫出來的歌曲越來越雷同。當然，它也是有好處的。它使大多數的人可以接觸音樂，即使是沒有很高音樂天分的人。但壞處是使音樂的原創性不夠，我寫的歌和李宗盛寫的歌、周華健寫的歌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可是科技會使得大家之間的差異變小。所以雖然科技可以使音樂成為溝通的更好渠道，但我不敢說這樣的溝通是更誠懇的。

記者：除了科技對你的影響，你覺得商業的介入是否也會影響到音樂的誠懇度呢？
　　羅大佑：商業從來都是介入音樂的啊。音樂從來都是一種昂貴的東西，只是之前介入音樂的商業是一種貴族的商業，貴族肯定能出得起這個錢，一般的平民百姓無法接觸到這種商業而已。16世紀時，只有教堂里面有音樂，教堂是最接近神的地方，并不是一般人都能進去的。所以音樂在我的看法中，它從來沒有脫離過市場。

記者：那在一個商業的環境中，你是如何堅持你原來的批判精神的？
　　羅大佑：就拿出唱片來說，我為什么要堅持到5年后的今天才出新的唱片，因為我要求自己現在每出一張唱片時的心情必須和我在1982年出第一張唱片時的心情是一樣的，也就是說，我必須是真的有話要講的時候才會出一張唱片，而不是唱片公司要我出一張唱片，或是我需要錢了，才去出唱片。

記者：也就是說你有自己的堅持。
　　羅大佑：肯定有。如果沒有這種堅持的話，我就晚節不保了嘛（笑），我最怕晚節不保了。寫歌也寫了那么多年了，如果最后几張專輯是因為錢或是別的什么原因隨便弄出來的，那我就完蛋了嘛，年輕人完蛋還可以，但老男人完蛋的話就是真的完蛋了。

記者：在出專輯方面，你有自己一直堅持的東西，那開演唱會中，你有從第一場演唱會到現在一直堅持的東西嗎？
　　羅大佑：有。

記者：那是為什么？
　　羅大佑：我几乎每一次在演唱會前都會對自己說，這個舞台你敢上來，你就別怕死！我每一次演唱會都是抱著上戰場的心態，對藝朮家來說，最好的展示地方就是在舞台上，就像戰士最好的發揮地方是戰場一樣。

之乎者也

記者：你是一個音樂家，你覺得自己最理想的發揮地方是舞台上還是作曲間呢？
　　羅大佑：我覺得自己的有些歌是很不容易唱的，必須要我自己的破鑼嗓子來唱嘛（笑）。這個世界是公平的，有些歌必須在黃土高坡上唱，有些歌必須在城市里唱，所以每首歌都有自己的舞台，人也一樣。

記者：你以前寫過《未來主人翁》來描繪當時社會尖端力量，如果，現在再讓你描繪一下他們，你會寫怎么樣的歌？
　　羅大佑：可以是情歌，寫成熟人的愛情觀。就像我離婚之后為李烈寫的一首歌，像這樣經過几十年情感上的起起落落之后，我寫下了“青春年少承諾時的勇氣比不上回心轉意擔當住的珍惜”這樣的歌詞，我覺得成熟的人才會有這種感覺，年輕人不太容易有這種感情。情感它會是一路發展、一路延續的。上帝造人不是只制造了一種人，而是制造了男人和女人，男人和女人太不一樣了，地球就是靠著陰陽、晨昏協調運轉的。

記者：覺得你說話中有點宿命的味道。
　　羅大佑：對。我覺得美國“9.11”事件發生之前，這個世界還是另一個世界。今天我到飛機場，工作人員連我的指甲刀都要沒收，因為我是彈鋼琴的，會隨身帶指甲刀。因為那一場恐怖事件，連我彈鋼琴都要受影響。所以我就覺得這個世界的變化方向、尺度都是很難預料的。一旦出了狀況以后，大家都會受到影響。

記者：作為一個音樂人，你理想的音樂狀態是什么？
　　羅大佑：理想的音樂狀態就是讓自己的感受能夠真的通過音樂表達出來，但首要前提是你要真的去生活。我一輩子最大的成就大概就是我走在街上，比較少有人能認出我。我想在這一點上，劉德華、張學友他們會比較辛苦一些。因為我是一名作曲人，作曲是一個觀察生活、體驗生活的過程。要做好曲就必須有自己幕后的工作，只有這樣才能保証幕前的表演。

記者：你已經過了不惑之年了，你覺得自己過去的47年中，最大的成功是什么？
　　羅大佑：最大的成功就是沒有讓太多的人認得我啊，我可以有觀察的空間、創作的機會。如果我走到街上，大家都要跟我合影，問我要簽名的話，那我就完蛋了。一個人一旦成為明星，他就無法再創作了，因為每個人都把他看成一個高高在上的異樣的人。

記者：你覺得內地的流行音樂與港台的流行音樂差距還有多少？
　　羅大佑：差距會越來越小，像李宗盛已經在上海成立了音樂制作中心，我以后來內地的次數會越來越多。因為都是中國人嘛，我們之間的溝通應該越來越多。加上科技的關系，全球化的傾向會越來越明顯，溝通會越來越快，音樂制作、寫歌詞的方式或者對好歌的感受也會越來越接近。我相信未來5年之內，音樂會有更快的飛躍。

記者：目前，你比較看好哪一位年輕的歌手？
　　羅大佑：年輕的歌手不敢講，因為我的年紀已經大了嘛，老男人去評價別人不好了（笑）。但是有一點，進入樂壇這一行，假如沒有十年以上的決心，要想發展成什么樣是比較艱難的。因為這個行業不像做醫生，如果考試都過關的話，學校會給我一張畢業証書，這個行業沒有人會給你一個証明，會保証你的演唱會會有多少人聽，你會達到某種成功。這個行業是相當不穩定的。惟一的保証只有自己給自己的承諾和信心。即使有足夠的天分和信念，還要有極大的耐心和毅力。

記者：你覺得台灣樂壇目前處于一個怎樣的狀態？是成長期、成熟期，還是糜爛期？
　　羅大佑：其實每一個事業都有三個階段，過去、現在和未來。你現在的成熟也許下一刻看就是成長，成熟太過就會糜爛，而糜爛的同時也有新的成長。天下之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嘛。所以我是永遠抱著希望，雖然這個事業目前有許多的問題存在，但人如果放棄對明天的希望的話，人就不會存在了。

記者：時勢造英雄，如果你晚生20年，你覺得在流行歌壇上，你會有現在的成績呢？
　　羅大佑：這個我也不知道，但我常常在想，假如貝多芬生活在現在這個時代，他肯定是個搖滾歌手。因為他不會彈鋼琴或是拉小提琴，他肯定是彈電吉他。

再唱戀曲

記者：你怎樣看待婚姻與愛情？
　　羅大佑：我覺得婚姻與愛情是很不相同的。婚姻是一種合約，愛情是兩人之間的一種承諾，我比較相信承諾，而不相信合約。很多人是喜歡簽合約，然后到處悔約，拿了錢就跑人。婚姻這個合約還有個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終身合約，我們現在簽的一般都是兩年或三年合約。一個人如果簽了終身就完蛋了，因為兩個人很難同時死掉。當有一天一個人突然去了的時候，另外一個人怎么辦呢？我比較相信感情是一輩子的，但婚姻就很難說。

記者：很多人說天才是不適宜結婚的，你認為呢？
　　羅大佑：我可不是天才啊，我只是有一點天分，耳朵比較靈敏，愿意下苦功，我愿意拋棄掉一個我已經念了7年的醫學，去投入生活、表現生活的人。我不太愿意說自己是一個歌手，倒是更愿意說自己是一個作曲家。我真不是什么天才，我也結過婚啊，也失敗了啊。

記者：和李烈分手后，現在有新的愛情目標嗎？
　　羅大佑：新的目標暫時還沒有，我和李烈分手后還是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公司的開銷我們倆一人一半。她做電視，我做音樂，我們還在相互支持。畢竟感情是一輩子的嘛，我并沒有把婚姻想成結了婚就有了一輩子的保証，離了婚兩人就要反目成仇。真正人與人之間講緣分的話，只有感情是一輩子的。那我相信人不應該放棄希望，人不應該放棄對自己愛過的人的希望。其實我和李烈還是可以用愛去面對以后，只是現在需要用一段距離把目前的不愉快消散掉。

記者：你覺得你和李烈之間還能繼續以前的愛嗎？
　　羅大佑：當然有可能，愛還有很多種啊。一見鐘情的愛、百年好合的愛等等，各種各樣的愛。我們可以換一種愛來繼續嘛。我是一個矛盾的人，但矛盾的人的優點是會思考，他不會覺得思想是單方向的，而是會尋找更多的契合點，對愛情也一樣。

深秋的上空，蕩漾著羅大佑的歌聲，像秋日溫煦無力的陽光，又像若即若離、拂面而過的微風，你拿捏不住，分析不清……而，你的心房，早已成為他的俘虜，因為，愛只是心靈的承諾，也只屬于懂愛人的心。

（原載《東方文化周刊》，20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