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年過半百的男人并不在乎你說他老、說他創造力減退，并不介意你對他的出言不遜相激，他總是那樣微微一笑，沉思一下，很快脫口而出，讓你覺得那是真情和道理。

8月26日，首都體育館，羅大佑“之乎者也”演唱會。
　　羅大佑把排練的場地放在上海，可能的安排是，在北京舉行完演唱會后，上海也將聽到他“首先像可能猜錯的謎語／不知道如何來放在一起／人生有點像拼圖游戲”(《伴侶》)的聲音。

《新周刊》：這次個唱宣傳語上說，“從現在才開始”，我想這背后一定有你的深意。
　　羅大佑：我這個年齡，到“現在才開始”，這個時代真的是一個完全全新的時代，變得太厲害。假如這個時代我選擇人生告別，我選擇跟前面一個時代一起結束的話，它可能真的會結束。
　　但是問題是，你看現在北京正在起有史以來最大的變化，我第一次到北京是1993年，到現在12年，這12年是前面一千年里面變化最大的12年。
　　《新周刊》：對于一個男人來說，古人說“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我很想知道你“年過半百”的心態？
　　羅大佑：心態有很多種。我先舉個例子，今年7月20日我生日在北京過的，去年是在香港過的。我以前極端討厭做生日，現在一樣不喜歡，我在想，我是怎么突然變成會過生日了呢？是可以跟朋、友跟工作人員有個開心的時間，有個名目，吃個飯，喝個酒，唱個歌，可以聚在一起。這是一種心態。
　　《新周刊》：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以前你更注重自己的內心感受，現在更注重跟人分享？
　　羅大佑：對。以前更注重自我，現在知道這個自我要跟旁邊的人共享，要一起share這種年代，它的意義才真的顯現出來。我絕對不是一個占著茅坑不拉屎的老人，所以說它是一個結束，不如說它是一個開始。
　　《新周刊》：現在有人認為，大佑的歌和大佑平時說的話中，說教的意味越來越濃了，而且經年不變。就我的理解，有兩種解釋。一種就是，你說教的意味濃，是你確實有很多的觀念要拋出去，第二種就是說，羅大佑確實老了，他要像個長輩一樣去說你們。羅大佑：好，都成立，但我寧可站在中間，我在提醒大家。
　　《新周刊》：但是你有沒有考慮過比如說現在80年代的小孩，都很不喜歡大人指指點點提醒的。
　　羅大佑：我有，我20歲的時候也很不喜歡我爸提醒我事情。
　　《新周刊》：尤其是現在80年代生的小孩兒，更加的個性，從來不去考慮別人的感受。
　　羅大佑：對，所以他們去追求周杰倫啦，孫燕姿啦，他們自然會有他們的演唱會去聽，自然有他們的CD去買，這不干我的事情。
　　《新周刊》：在你“五十知天命”的這樣一個年齡段里，你的心愿實現了多少？
　　羅大佑：我相信人的心愿是沒有停的時候。你能力有多少，你就要做多少，人家對你有多少期望，你就要付出多少，這個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飯。心愿是沒有止盡的。像你在訪問我的時候，我能感受到你的熱情，你希望從我身上多拿一點時間，從我的談話里多拿一些線索，因為你會希望我在回答的時候，深入問題，是說教的情況、提醒的情況也不是點到為止。
　　《新周刊》：你有沒有想過，在你的Fans漸漸老去的時候，把你的歌寫給更年輕的一代人聽？
　　羅大佑：沒有。我不覺得羅大佑的歌，他講述1954年出生的人，他硬是要寫給18歲、15歲的人。我就是寫這個時代，跟大家共同存在的這個時代，跟我自己旁邊發生的事情。它是一個事件、一個議題，所以我一直在提醒大家的原因就是，我們中文的都不會寫的，都只用大拇指。用現代漢語去提醒，像bpmf(拼音)，不是ABCD……這個起碼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傳統嘛。保持一個傳統可能在某方面很八股很說教，但那是你自己的方式。你是過中國年還是西洋年，你是用筷子還是用刀叉。
　　《新周刊》：我在你的新專輯《美麗島》中仍然能夠聽出一個老憤青、老文青的態度，你自己是這樣認為嗎？你認為自己還憤怒還年輕嗎？
　　羅大佑：憤怒跟年輕有什么必要關系？
　　《新周刊》：憤怒本身還是年輕人的一種特質，至少是你的青春的一種特質。
　　羅大佑：我不想去解釋，我把它解釋為一種熱情，憤怒只是熱情的一部分。
　　《新周刊》：但我覺得對你用熱情還不能概括，我覺得應該是一種狂熱，狂就是滿懷熱情的意思。
　　羅大佑：不是，狂代表失控，熱情不見得失控，憤怒更是一種外在的感覺。這個時代最怕失控，你看人民幣，它就是不能失控。你看房地產，它不會是先讓人民幣升值，而是先壓房地產，大陸整個的經濟控制住。就沒有調過來，一調過來就會失控。
　　《新周刊》：你提到了熱情，你認為演唱會是歌者最好的舞台嗎？你為什么還有熱情做演唱會？
　　羅大佑：我把它當一個必要性，把自己的歌唱生命作一個交待、作一個坦白。在這個年紀，我的創作行不行。至于演唱會，不過我寧可說，最好的方式是和好朋友在一起，就一架鋼琴、一把吉他，要么我唱，要么你唱我幫你伴奏，因為這個聲音沒有透過麥克風，它在空氣里面的回響最重要，這一刻是永恆的。
　　《新周刊》：就我來看，你更喜歡的是原生態的聚會的方式。
　　羅大佑：對，因為我平時就是這個樣子，穿個拖鞋。
　　《新周刊》：這個演唱會是你發自內心特別想去做的，還是你必須去做的。
　　羅大佑：兩個都有，因為它是我的工作。我演唱會，有人找我唱，付我錢，點我的號召去找人買票進來，首都體育館它也得辦演唱會嘛，各方面需要一個平衡。“現在才開始”是一個宣言，我必須要對自己有一個宣言，要對觀眾有個交待，對這個時代有一個感觸。
　　《新周刊》：你對你現在的這種狀態是否滿意？因為至少在我們外界看來，你的創作力并未衰退，不是像有的人認為的那樣大佑老了，好久沒出唱片，一張唱片都拖那么長時間。
　　羅大佑：滿意。假如大家要求《東方之珠》、《戀曲1980》這樣傳唱那么久的歌，新歌都沒有那么紅，那沒有關系，重要的是我有把自己在往上面拉，起碼我沒有讓自己在努力方面掉下去，在熱情方面掉下去，或是我冷漠，只是寫一些迎合年輕人的，寫一些情歌，對這個時代已經無能為力了。起碼我沒有放棄。
　　《新周刊》：我們做一個報道，你是愿意我們把你當一個娛樂人物報道，還是更愿意我們把你當一個文化人物報道？
　　羅大佑：文化人物不敢講，我從事的工作是流行音樂，它其實就是流行文化，娛樂，到這年紀我想做生日嘛，至少我想娛樂旁邊的人，我想旁邊的人笑。大家開心，我自己就開心。娛和樂，都是開心，它在英文里面的另外一種解釋是“伺候”，讓別人開心，去取悅。我覺得娛樂這個意義太單向了，你不知道對方是不是真的被取悅了。對我來講，它是一個狀態。我問你，什么叫文化？
　　《新周刊》：最簡單地講，是人類活動的總和。羅大佑：對。它既然是總和，它就不能是在一個飄蕩的狀態。你覺得一個人沒有文化，是他在浮蕩的狀態，他沒有沉澱和堆積。狀態有一種穩定的感覺，我們必須在這個變化時代有一個穩定的東西。
　　《新周刊》：接下來有什么計划？
　　羅大佑：接下來會弄音樂劇。我得寫個跟戲劇、跟更多的故事結合在一起的，它更大，因為音樂劇是几首、几十首歌結合在一起。但是我得結合更多的人，它得有舞台、燈光、導演、劇本、演員、舞蹈者、角色、制作……這個藝朮形態如果和空間結合起來，在同一個地方如果能演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像《Cats》一樣，就更能代表一種文化的類型。

（原載《新周刊》，2005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