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逢羅大佑

文/齊湘

台灣大選前一天，《民生報》刊出一篇報道，題為「選前最后一夜聽羅大佑」，台灣記者王祖壽這樣形容羅大佑上周在紅館的演唱會如何打動在場台灣聽眾的內心：「潸然淚下的不只是大明星，不只是同樣去國多年的游子，還有像我們這樣生在這里、長在這里，明明有著與生俱來的認同，卻在每一次選戰中飽受政客撕裂族群的人。」羅大佑的作品，如《亞細亞的孤兒》、如《彈唱詞》，「仿如一頁悲歌，不同的年代，卻有著一樣的共鳴」。而羅大佑在演唱會尾聲唱出的《明天會更好》更令這位記者罕見地在這篇影劇版的報道中，激動呼吁讀者：「在選前最后一夜，讓我們重新咀嚼羅大佑的歌，想想過去的四年，你過得比較好嗎？投下任何一票之前，請捫心自問，我們的明天會更好嗎？」

結果，就在那天下午，正當很多人重新開始期望台灣的明天會更好的時候，台南傳來了在瞬間改變台灣命運的槍擊事件。已無法趕回台北投票的我，痛心之余，在香港家中當真聽起羅大佑1984年發行的第三張專輯《家》。在非常陌生的心情里，聽羅大佑再熟悉不過的聲音唱出：「如果沒有繽紛的色彩只有分明的黑白，這樣的事情它應該不應該？拿一枝鉛筆畫一個真理，那是個什么樣的字？那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事。」在演唱會中并沒有落淚的我終于紅了眼眶。

而你相信嗎？當年那首諷刺台北塞車淹水、高雄治安不靖、嘲弄意味十足的《超級市民》，居然真的是這樣唱的：「于是我們歡呼：親愛的高雄市民，威風的高雄市，槍聲一響齊步走，大家團結一條心！」羅大佑預言再次成真，在恰恰二十年之后。

那樣漫長的等待

我不得不再次回想起這么多年來，羅大佑的歌是如何陪著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成長。

就從上周末在紅館的那個晚上說起吧。那天，帶著許多記憶的我來到紅揉，我來尋找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卅一日在台北中華體育館辦了告別演唱會「最后與你相互取暖的夜晚」后便沒有真正回來過的羅大佑。

在《京城夜》的詭密樂聲中，我當年遍尋不著并以為從此也無法再找的羅大佑重現眼前，還沒唱一句歌、說半個字，情緒沸騰。黑暗中光影交錯，急轉直下的電吉他迸發驚人能量，感官昏眩，從《愛人同志》唱回《戀曲1990》、《之乎者也》與《鹿港小鎮》，二十年的時光瞬間壓縮，記憶排山倒海而來，我仿佛重回當年中華體育館的那個夜晚。

在一九八四年那場轟轟烈烈的告別演唱會之后，羅大佑以決絕的姿態遠走紐約。在此后長達數年的時間里，我極其認真地崇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