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的孤儿》 本篇概略

文/吴浊流

台湾沦入日本后，其初期抗战思想是非常炽烈的。全民一致，梦想着恢复主权。但无援的抗战分子，两三年就被扫荡消灭了。可是人心不是这么简单就安静下去的，但因长时期的压制，直接行动已无能为力，抗战思想也分裂为三派：一为绝对派，一为超然派，一为妥协派。绝对派是以努力扶植抗战思想来代替抗战；超然派是对政治完全绝了望，对新政权也不协力，只求个人的乐趣；妥协派是追求现实，而接近新政权，以谋求自身的利益。围绕在胡太明的小小的环境里，也有这三种色彩。

胡太明在台湾沦日后不久，出生于乡间的望族，父亲是大夫，祖父是学者。祖父是超然派，父亲是现实主义者。胡太明长大起来，听从祖父的安排，进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胡太明的老师是绝对派，以传播汉学为思想的反抗。可是私塾被关闭后，胡太明也中途辍学，改入公学校（小学），更进师范学校，受到新教育。

他毕业师范学校后，做了乡间公学校的教员。在那里，日、台人教员间，常有暗斗，胡太明对两边都没有偏向，继续着他的教学生活。校里有年轻的女教员两人。一个是日人，名叫久子，另一个是台人，名叫瑞娥。年轻的三人因担任学课的关系，在一起的机会很多。不知不觉中，胡太明的心被瑞娥的好意所吸引，但又醉心于久子的活泼丰美；要瑞娥，即觉得心有不足，要久子，又没有充份的勇气。久子虽对太明也抱有好感，但因环境的支配，不能任意谈恋爱。其原因，是胡太明在无意识中，存有自卑感，而久子也无意识地怀有优越感，虽有这样的隔阂，但两人的情感，却一天一天地发展起来。校长知道之后，就把久子调离他校去了。另一方面，职员间，日、台人的暗斗，日益加剧，胡太明虽想超然不问，但又被牵入旋涡中，而觉得矛盾。不久有一位曾训导跟校长吵了架，离职留学去了。久子走了后，他也不堪现实的矛盾，也去日本留学了。

到了日本一看，问题更不是在恋爱什么的了。他惊骇于新文化的进步，只一心读书。可是留学生，都在奔走于政治运动，他因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成为孤立的状态。这反使他精进于学问的研究。留学中，虽跟寄宿主人的女儿要好起来，但曾受久子恋爱失败的教训，只感淡然的恋情，不敢再作进一步的发展。他毕业物理学校，回到台湾，马上尝到失业的痛苦；因留了学，反受社会的冷嘲热讽。

有一天，他碰到旧同僚的黄，标明了心衷，决定在黄的农场里工作了。他跟很多工人在一起，愉快地工作起来，可是农场也遭到制糖会社的榨取政策而破产了。他再度失业，回到家里，忧闷无聊，不能像祖父超然世外，又不合时流，不能做个御用绅士。他连连碰到祖父的死、分家问题、社会问题等的烦扰，再加上制糖会社强制施行栽培甘蔗的政策，他母亲被制糖会社的社员殴打。他无法跟它抗争，使他的烦闷更加增大，愤而出走台湾，到了大陆。啊！大陆，这兴亡五千年，变换无常的社会，广大无涯四百余州的天地，他在那里，感到更大的矛盾。他到处都没有精神的寄托的地方，仅仅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罢了。他在上海惊骇于乞丐群，为列强的榨取，贫富悬殊而愤慨，更为野鸡的众多而愕然。赴京途中，逢一苏州美人，他在南京谋了一教席。迂回曲折地，她成为他的学生，再为情人，终于结婚。他跟她在幽静的玄武湖谈情，在紫金山尝到人生的乐趣，他的太太溺于思想开放，奔走于政治运动、跳舞、麻将等，无一不使他烦恼。于中日关系恶化时，他不能跟友人参加抗日战线，在犹豫中暴露了台湾人的身份，受到间谍嫌疑而系狱偶然得到他学生的救助，只身逃到上海。可是危险还是刻刻的迫近，他不得已又回到台湾了。

他在基隆一上陆，就有特务刑事跟踪。到过大陆的，都被认为有间谍嫌疑。他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才避免了嫌疑。在此时，发生了中日战争，日军对广东作战时，他被强制征去做军属。他目睹战争的残酷，精神发生错乱，而被送还台湾了。他的哥哥是御用绅士，努力于皇民化运动，成为官方及警方的手脚，虐待乡民；他虽心里反对，但是无可如何。战争更趋极端，对台湾人不但强制经济榨取，也开始了精神榨取。他迫不得已，进了统治机关的附属团体去工作。在那里，他所见所闻，都是灰色的。有一天碰见旧友佐藤。佐藤是日本人，是个进步分子，于是他辞去了附属团体的工作，去跟佐藤一起办杂志，针对时弊，努力暴露现实，杂志也因物资缺乏，不能维持长久。他烦恼极了，最后企图不协力运动，这也没有事先的可能性。一切的人们，都被潮流卷走了。他弟弟因强制劳动而夭折了。他因过度悲愤而发疯了。

“啊！胡太明终于发疯了！果是个有心人，又怎能不发疯呢？”

总之，《亚细亚的孤儿》这篇，是透过他的一生，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所有沉淀在清水下层的泥污渣滓，一一揭露出来了。登场的人物有教员、官吏、医师、商人。老百姓、保正、模范青年、走狗等，不问日、台人、中国人的各阶层都网罗在一起。不异是一篇日本统治社会的反面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