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在语言中觅音乐前路

文/陈耀红

流行歌坛充斥着年青少艾漂亮的面孔，一名近五十岁的歌手唱了三十年，仍能站到台上，肯定是位实力派。
　　今年刚好是罗大佑创作生涯的三十周年。他自创的歌曲数以百计。由《歌》、《之乎者也》、《亚细亚的孤儿》、《原乡》、《母亲》、《五十块钱》、《似是故人来》……到《皇后大道东》和《滚滚红尘》等。罗表现出来的才华是相当全面的。
　　原来，罗大佑从来没有在香港举行个人演唱会。今年3月这一场，是他的首度，由“搞搞新意思”进而变成“搞搞真意思”;然后4、5月会在故乡台湾巡回。与此同时，他将推出新破《伴侣2》，十六首歌，共长七十分钟。这批歌里面有新版本的《皇后大道东》。还有因沙士、禽流感而诱发出的作品。写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反自然的关系。
　　罗是一位创作型歌手，自创歌与词的作品中，不少都与社会、政治有关。他也写文章。去年七一大游行后，他就托立法会议员黄宏发的太太Rita,交给《信报》发表“一个台湾人眼中的二十三条”的文章。七一那天，他也有参加游行。
　　不过，他已非民进党的支持者。3月20日，他会回台湾选举总统，但说了不会投陈水扁的票。罗大佑两年前在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就曾经说过: “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罗称陈水扁陈一任，因为他当台北市长只做了一任，而罗认为总统他也只能当一任。
　　罗大佑说：“我对台湾有很矛盾的感情，以前抗议的是国民党，但民进党做进去后就更糟糕，腐化得比国民党更快一点。”
　　笔者：“你说这话时，是否有市场的考虑？”
　　罗大佑：“市场认同国家、认同民族的概念是同一样的东西。国家、民族是很实在，也是很理想、很内在的概念。但如果说要赚钱，会有更好的方法，不一定要在大陆。”
　　他回忆自己第一次去大陆，当时并没有想过要在大陆开演唱会，只是在大陆录音，也没有发行。“因为那时六四事件过后没有多久，地方大，但人没有钱，没有消费力。”
　　“如果要赚钱，去美国也可以。”他说。
　　他1985年去了美国，住了四至五年。他有美国护照，也有香港三粒星的身份证，1998年8月29日在美国林肯中心开过个人演唱会，有四千五百观众。至于大陆，他是到2000年9月8日才在上海做演唱会。
　　罗大佑认为无论对商人、小说家或者做音乐的人而言，市场与认同，归属感是分不开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在中国做事，一定比日本人，南韩人更方便，因为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思维方式。
　　罗大佑是位具争议的创作人，不单因为他的歌词里充满政治色彩，也因为他的音乐。

中国须重新评价毛泽东

他的歌不是每一首都能在大陆唱，在新加坡亦然。蒋经国去世之前，台湾也是这样。香港是罗大佑最自由的一片天地。所有的禁歌都可以发表，因此，1990年，他在香港成立了“音乐工厂”；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参加七一大游行并提出撰文发表。
　　而且虽然内地是他的市场，但一说起大陆上的文化，他就对大领袖咬牙切齿：“中国所以是这样，毛泽东负很大责任，他把中国文化全部摧毁。中国其实应重新评价他，否则中国人不会进步。”
　　至于他的音乐所引起的争议，主要是“海上花”。
　　罗大佑以摇滚以家。“海上花”是他第一首用中国五声音阶写的作品，令人担心他变得商业化，失去自己的原创特色。
　　当然，十八年后的今天（《海上花》是在香港写的，一九八六年面世）来看，这批语也许是过虑了。
　　摇滚是罗大佑的启蒙。摇滚代表一种追求自由的内涵。由摇滚到五声音阶，套用他本人的话：“那是在血液里的。”
　　然而，写了唱了三十年，他在追求什么？
　　罗大佑：“我想用中文语言探讨这种工具的表达方式。所以我写国语歌，也写闽语、粤语歌”。汉语里各种语言的根都差不多，但语言本身却不断变化。例如大陆人讲普通话，跟台湾人讲的国语都不太一样”语言是很情绪的东西，很难想像二百年后的国语是怎样的。
　　“每个创作人都要求独特，我多了一些政治性，也是一个漂泊命的人，着重歌曲能否表达以人为本。音乐上，我写过摇滚、民歌、萧邦奏鸣曲……其中也有实验。《之乎者也》表达就是现代语言，跟老八古结构的对比；《海上花》是试用传统五声音阶与流行歌曲结合一把；《童年》是把白话文很长的句子结构，与很简单的旋律工结合；《皇后大道东》中大更大胆一点，我的广东话不够好，所以歌词请林夕来填，但歌名是我定，内容及主意都是我的。至于《明天会更好》也是尝试，我从不喜欢励志的歌，但可以试试写。”

来香港后决定做音乐人

《明天会更好》令罗大佑蒙上“被政治利用”的责难——这首歌是音乐人在台湾光复四十周年的号召下写成的，但没料到年底大选时，国民党的竞选运动就以“要一个更好的明天”为标语。
　　为此，他离开了台湾，跑到纽约居住。1987到1996年期间，也有一部分日子在香港。他说“八七年来香港以后，才决定我一定要做音乐人。”
　　罗大佑是客家人。他的父亲是梅县第五代，母亲是闽南漳州人，一家五口都是念医、护或药剂。罗大佑曾当过一年半的内科医生及八个月的放射科医生。他说：“这几个念医当医生，我不觉得浪费了时间，因为是同样面对生命，作曲也是面对生命。”
　　罗自1974年发表第一首作品《歌》之后，到八十年代曾经为是回归行医本科抑或继续走音的路而迷惘，但结果不用说，大家都看到了。
　　他的父母都反对他走音乐的路，但他觉得台湾已有许多医生，音乐对他来说有更大的天地。
　　“要做下去，就不能有退路”他说。
　　去年沙士之后，他在港成子了“人文公社”。音乐工厂专做音乐，但“人文公社”的范围就要大一点。“结合多一些不同行业的人，日后还会制作音乐剧，希望能联系一些导演、作家。”
　　罗大佑看来对香港很有感情。被问到香港的政治争执时，他说“我个人对香港很乐观，香港人比较现实。我相信现实。现实的人不会用理想、虚假的口号去骗人。”
　　罗大佑认为，香港人要争取多点直选，等3月20日台湾大选后才讲，会比较有利。
　　他觉得，特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从未有比现在更好，七一后双方才开始有互信。
　　祝愿他作为艺术人的这点敏感直觉是对的吧！

2004/02/16 信报